亨利·菲茨罗伊

国王的诅咒

亨利·菲茨罗伊是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布朗特公认的私生子。他得以存活、获授头衔并公开显贵,使他既成为国王能够生育儿子的明证,也成为继承权斗争中的潜在工具。他自幼备受赞誉,获授非凡地位,在宫廷仪典中与玛丽公主并列,也被视为可能的继承人。他的去世终结了这种政治可能性,也让亨利八世为自己曾视作继承人的儿子悲痛不已。

身份与早年生活

菲茨罗伊的出生凸显了都铎王朝继承问题的核心矛盾。亨利八世的王后凯瑟琳·阿拉贡生下了玛丽公主,但国王没有存活下来的合法儿子。相比之下,伊丽莎白·布朗特所生的男孩熬过了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在王后的家中,女人们曾亲眼见到国王的婴儿儿子夭折,因此对这个孩子存活下来一事,反应谨慎而非笃定。然而在宫廷中,他的健康状况具有超越私人生活的意义——他的存在鲜明地回应了人们对亨利无法生下能活下来的男孩的担忧。

这个孩子取名亨利,尽管此前已有两个同名婴儿夭折;他还获赐菲茨罗伊这个姓氏,以承认其王室血统。伊丽莎白·布朗特获拨津贴抚养他,而这个男孩也广为人知,是国王的儿子。托马斯·沃尔西枢机主教公开担任菲茨罗伊的教父;据叙述者所了解,沃尔西助长了人们对这层关系的承认以及围绕此事的流言。于是,这个孩子的身份兼具家族与政治意义——他是国王的儿子,却并非通过能够使他成为合法继承人的婚姻而生。

伊丽莎白·布朗特本人的处境在孩子出生后发生了变化。她离开产褥期后,嫁给了沃尔西的被监护人吉尔伯特·泰尔博伊斯。国王没有再与她恢复情人关系。因此,菲茨罗伊的出生为他的母亲带来了津贴,也让孩子获得公开承认,却没有使她恢复与亨利从前的关系。

头衔与公开承认

1525年7月,菲茨罗伊六岁时,亨利在布莱德威尔宫这座旧王宫举行仪式,提升了他的地位。男孩获封里士满公爵兼萨默塞特公爵,这种非同寻常的双重晋封清楚表明了王室恩宠的程度。托马斯·莫尔宣读了特许状。叙述者玛格丽特·波尔认为,这份荣誉取代了国王杀死的一位表亲;看着这个金发男孩接受父亲的恩宠,也让凯瑟琳·阿拉贡感受到其中令人痛苦的暗示。

这些头衔不只是装点一个孩子。它们赋予菲茨罗伊公开地位,使他在宫廷中的出现成为一场关于谁可能继承王位的表态。到后来的一次圣诞宴会时,人们称他为里士满公爵,并让他与玛丽公主享有同等的礼仪位次。十岁的菲茨罗伊与玛丽携手步入大厅。两人外貌迥异——公主身形纤弱,男孩则比同龄人高大——形成了醒目的组合;仪式也让他们在宫廷众人面前并肩而立。

亨利在新年时送给菲茨罗伊一套华丽的镀金酒杯和酒壶,进一步彰显了对他的宠爱。玛丽微笑着为男孩受礼鼓掌。玛格丽特赞许她的举止——如果公主被要求把父亲的私生子当作受尊崇的异母兄弟,她便可以有尊严地应对这项要求。宴会呈现出一家和睦的景象,但两个孩子在公开场合地位相等,也模糊了国王的合法女儿与那个无法凭出生本身取得合法继承权的儿子之间的区别。

继承权与政治用途

随着凯瑟琳的生育年岁渐尽,菲茨罗伊的晋升获得了更重的王朝意义。国王对这个男孩的宠爱提醒宫廷众人——凯瑟琳不太可能再有孩子,而亨利已有一个活着的儿子,尽管他并非凯瑟琳所生。当国王谋求废黜凯瑟琳并另觅新婚姻时,菲茨罗伊作为可能的后备人选,已在一旁待命。伊丽莎白·斯塔福德告诉玛格丽特,她的女儿玛丽将嫁给菲茨罗伊;她否认自己赞成这一计划,并称此事令她蒙羞。这桩拟议中的婚事将男孩与另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联系起来,也让国王的意图更难被忽视。

亨利可能立菲茨罗伊为继承人的前景,使忠于凯瑟琳和玛丽公主的人感到不安。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认为,国王要带菲茨罗伊以访问王子的身份前往法国,而法国国王之子亨利则将返回英格兰。蒙塔古担心,以这种方式展示菲茨罗伊,意味着国王打算将公主排除在外。他提议派杰弗里·波尔从加莱前往向雷金纳德·波尔报告,给教宗带去一封信,并给西班牙国王带去另一封信,希望教廷的反对迫使亨利恢复凯瑟琳的地位。这项计划旨在维护王后和公主,抵御一项似乎以提升菲茨罗伊为核心的继承政策;现有叙述呈现的是这项计划,而非菲茨罗伊的行动导致了计划成功。

菲茨罗伊后来在公开场合的亮相,继续表明王室对他的重视。议会开幕时,他手持国王的帽子走在亨利前面,身处格外引人注目的位置。他获赠亨利·诺里斯一半的土地和产业,国王还安排他与妻子玛丽·霍华德住在贝纳德城堡。叙述者将城堡、土地与礼仪上的显赫地位解读为菲茨罗伊拥有独立政治班底的迹象;当时玛丽公主才刚获准离开幽禁之处,而伊丽莎白仍是婴儿。这种对照使这位私生子的资源显得比两位王室公主的都更为充足。

关系与晚年

菲茨罗伊与亨利八世的关系兼有亲情与政治算计。国王并非只是远远地承认他——他给了菲茨罗伊头衔、财产、公开礼仪位次以及宫廷职务。菲茨罗伊的敌人安妮·博林死后,杰弗里报告说,亨利曾将男孩抱在怀里,说博林本会杀死他和玛丽公主,国王能保住他们实属幸运。这番话短暂地展现出国王对两个孩子的保护,但菲茨罗伊的地位仍与玛丽不同,因为他的头衔和继承可能性取决于王室恩宠,而非合法出身。

在叙述者后来对菲茨罗伊之死的记述中,国王已将他视为可能继承人的事实显而易见。玛格丽特收到一名信使的消息后,告诉蒙塔古,她认为菲茨罗伊可能已经死了;接下来的段落转而描写亨利的悲痛,确认了这场丧失,却没有说明死因。国王哭了起来,称菲茨罗伊是自己的继承人,还回想男孩长得像自己,别人也曾这样说。玛格丽特温和地回答说,他过去确实是继承人。两人的对话表明,亨利对这个男孩的重视并非只有政治考量——菲茨罗伊的死也意味着失去一个让他看见自身影子的儿子。

死亡与王朝意义

悲痛中的亨利问,是否有人对他施了诅咒,为什么他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人。他特别猜想,伊丽莎白·布朗特究竟做了什么冒犯上帝的事,或是菲茨罗伊本人做错了什么,以致国王失去了他。玛格丽特没有赞同国王的解释。菲茨罗伊之死留下了政治空缺,但这一幕着重描写的是亨利的丧子之痛,以及私人丧失与王权之间令人不安的紧密联系。

当悲痛欲绝的国王被称作“陛下”时,这种对照达到了最鲜明之处。亨利曾宣称自己拥有高于公爵身份的头衔,然而侍从们却不得不把他从地上扶起,帮他上床。叙事将国王的权威与父亲的脆弱并置——头衔与君权无法保护人的身体,也无法留住儿子。菲茨罗伊的一生被赋予男性继承希望;他的死则揭示,这种政治希望何其依赖一个脆弱的个体。他之所以成为关键人物,并非因为他曾经统治,而是因为亨利对他的提拔,使一个孩子的存活成为关乎王位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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