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达西

托马斯·达西被玛格丽特·波尔称为北方的老勋爵。他是一位贵族，效力王室，却仍忠于王后、英格兰的旧信仰以及同僚贵族的意见。从宫廷访客到支持起义者，再到遭定罪的囚徒，他的经历揭示了亨利八世将服从王室政策作为政治安全标准之际，忠诚所能回旋的空间如何日益缩小。

身份与宫廷地位

1529年春，达西乘驳船抵达里士满宫，船头与船尾都展示着他的徽记。他带来三位宾客，还给玛丽公主带了一份礼物——来自他北方荒原的鸻鸟蛋。他下船时已显露出年迈之态，尽管他不喜欢别人对此加以注意。这一场景将他描绘成一位扎根北方、却仍活跃于王室家宅生活中的领主；在这里，礼节与政治判断交织在一起。

达西的权威不仅来自他的爵位，也来自他作为资深贵族的声望。阿拉贡的凯瑟琳婚姻调查谈及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新婚之夜发生了什么时，他抱怨说，自己当时人在北方，却仍被问及知道些什么。他的意思很直接——对于一件发生时他并不在场的事，他无法提供亲身证词。调查追溯往昔记忆、询问远方证人的做法，使他卷入了一场超出原有婚姻争议、并牵涉国王当下试图改变婚姻地位的争端。

支持阿拉贡的凯瑟琳

达西并不认为王后的处境是与自己无关的私事。他告诉玛格丽特·波尔，如果有人要求她确认凯瑟琳是国王的妻子，她可以向他和其他人寻求支持。在他看来，国王应听取贵族同僚的意见，而不应任由托马斯·沃尔西左右此事。这番承诺在玛格丽特因忠于凯瑟琳而受到审视之际，为她提供了切实支持，也表明达西以贵族的谏议抗衡国王首席大臣权势的集中。

他的支持并不限于婚姻争议。约翰·费舍尔的粥遭人下毒时，玛格丽特告诉达西，她已警告王后和西班牙大使，而达西也独立得出了相同结论。这一事件表明，他属于那些意识到反对安妮·博林和国王将带来新的危险的人。他的回应被描述为警告并设法提醒他人，而不是策划阴谋或试图动用武力。

这种政治纽带也通过信物表达出来。达西向玛格丽特讨要她那枚漂亮的胸针；后来，她回忆说，他就是那个把她的三枝堇形徽章放在口袋里的人。另一件信物则承载着更重的意义——一枚白色丝绸徽章，上面绣着基督五伤和一朵白玫瑰，是达西送给她的。起初作为私人标志的物件留存了下来，成为两人共同信念的痕迹；即使当初令他们结缘的情势早已变得危险，这份痕迹仍在。

恩典朝圣运动

到1536年起义爆发时，达西对国王宗教措施的反对已越来越难与武装抵抗区分开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摧毁修道院，因此无论是王室军队还是起义支持者，都难以解读他的举动。北方平民与乡绅以基督五伤为旗帜动员起来时，他的城堡也卷入了不断扩大的冲突。

达西将自己的城堡交给起义者。恩典朝圣运动占领了庞蒂弗拉克特城堡；达西麾下、驻守城堡与城镇的人宣誓效忠朝圣者誓约，约克大主教也加入了他们。运动的规模据称达到数万人——在唐卡斯特，三万多人列阵集结，由北方的乡绅和领主率领。王室军队补给不足，还要面对寒冷天气和不支持他们的乡间民众；朝圣者则提出诉求，并未立即开战。他们要求恢复旧信仰与法律，让贵族顾问重返权位，并罢免托马斯·克伦威尔、理查德·里奇以及他们视为异端的主教。达西交出城堡，因而加入了这场将自身事业描述为捍卫宗教与合法谏议的运动，尽管王室将其挑战视为叛乱。

玛格丽特的回忆将达西的行动与他送给她的徽章联系起来。后来，英国议会审议针对金雀花家族的剥夺公权法案时，托马斯·克伦威尔拿出这枚徽章，作为指控她的证据。徽章上的宗教图像及其与北方起义的关联，使盟友之间赠送的礼物被重新解释为政治罪责的证据。达西本人的命运与玛格丽特后来遭囚禁的经历，也因此通过这件兼具私人记忆与公共风险的物品联系在一起。

处决与影响

1537年，玛格丽特得知达西因叛国罪于六月在塔山遭处决。她记得他曾希望死在十字军东征中，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并以此理解他的死亡。叙述并未将他的处决描绘成战场上的结局——这位昔日效力王室的贵族、北方领主，最终被他曾经效力、如今却反对其政策的政权处死。

达西仍是一个令异议代价显现出来的人物。他愿意向玛格丽特进言、维护凯瑟琳、反对镇压修道院，以及交出城堡，这些都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政治与宗教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很容易遭到重新诠释——谏议变成反对，捍卫旧信仰的起义变成叛国，送给朋友的徽章也成了定罪证据。他的故事有助于解释，为何玛格丽特后来将都铎王朝的统治视为一股骤然降临、席卷一切的力量，能毫无预警地夺走盟友；也解释了为何达西事业的纪念物至今仍同时承载着忠诚与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