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与安东尼·德奥菲的画廊合作
安迪·沃霍尔日记安迪·沃霍尔与安东尼·德奥菲的画廊合作,既体现了务实的信任,也伴随着对谁应决定展览中如何呈现沃霍尔作品的分歧。1986年,德奥菲对沃霍尔《沃霍尔1986年自画像》的热情,促成了这些作品在伦敦展出;但他作为选品者和“艺术指导”的偏好,也一再与沃霍尔相左。尽管如此,这段合作仍带来了销售、职业机会和显著的私人款待,使展览取得成功,只是沃霍尔并未完全掌控展览的安排。
获得认可与早期分歧
1986年5月5日,德奥菲在沃霍尔的办公室,表示自己已经认定很喜欢这些自画像。在此之前,考虑展出这些作品的人似乎一直犹豫不决,让沃霍尔怀疑他们是否会接手。态度的转变意义重大——德奥菲的回应,明确肯定了一组此前看来尚未获得稳定认可的作品。
同一批肖像画也引发了另一项实际问题。基思·哈林想把它们印在波普商店的恤衫上,沃霍尔表示同意。据沃霍尔当时记录,约有两百件恤衫已经制成,他认为或许必须把它们全部买回来。日记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也不能证明问题是由德奥菲造成的。不过,记录确实显示,这些肖像画同时涉及画廊展出和另一位艺术家的商业用途,而它们的展览前景也正在逐渐明朗。
到了5月21日,德奥菲的态度有所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判断变得更有选择性。他从伦敦飞来后告诉沃霍尔,自己不喜欢这批自画像,却更喜欢沃霍尔创作的其他肖像。他反对的是那些沃霍尔头发向上梳、看起来像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画面。鲁珀特·史密斯一直在这些画作上投入大量工作,因此这番批评不只是抽象的品味差异,也涉及沃霍尔工作室已经给予相当多关注的作品。沃霍尔形容德奥菲的做法像是画廊老板在充当艺术指导。这句话点出了两人合作中的核心张力——德奥菲不只是在决定是否展出这些画作,也在表明自己认为哪些版本应该代表沃霍尔。
伦敦展览
7月6日,沃霍尔从纽约前往伦敦,德奥菲在他抵达时迎接。此行将画廊事务与安排周密的社交接待结合在一起——沃霍尔下榻于里兹酒店,周天娜则安排众人在周先生餐厅共进晚餐,米克·贾格尔、杰瑞·霍尔、尼克·罗兹、比利·博伊等人都到场。这些细节表明,德奥菲与沃霍尔的专业关系还置身于更广泛的款待与引荐网络之中,而不只限于作品和款项的往来。
画廊开幕活动于7月8日举行。沃霍尔先到画廊吃午餐,之后回到酒店,晚些时候又返回人潮拥挤的开幕现场。他花了两个小时签名,摄影师则记录下整个活动。之后,德奥菲在皇家咖啡馆设宴招待约一百人。如此昂贵而盛大的招待,使开幕活动既是展览,也成为一场重要的社交盛会。沃霍尔的记录还提及活动前后的实际事务——克里斯·马科斯继续跟进一群有意邀请沃霍尔出演音乐录像的人,晚宴结束后,弗雷德·休斯送沃霍尔回家。
公开层面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最后选出的作品反映了沃霍尔本人的选择。7月13日,回到纽约后,沃霍尔回顾这段经历,描述自己走进一间挂满本人画像的房间,其中一些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作品。他特别指出,这些并不是他选的画。据他所述,是德奥菲主导了展览——德奥菲指定一幅画,沃霍尔后来会另选一幅,因为他以为德奥菲不会记得最初的选择;等德奥菲回到纽约后,又会指出两者不一致。因此,分歧并非仅仅在于某一幅不受喜欢的肖像画,而在于德奥菲表明的选择与沃霍尔对挂出哪些作品的决定之间,反复出现落差。
沃霍尔还回忆了关于迷彩图画的一场具体争论。德奥菲想选较小的版本,而不是大幅作品,这又是他左右展览呈现方式的一例。不过,这段记录并未将两人的关系描述为决裂。沃霍尔承认德奥菲有风度,也很友善——早上七点半,德奥菲和妻子来到酒店道别。沃霍尔原以为他们可能会陪他去机场,但他们没有。他估计酒店账单大约会有一万美元,这笔款项在此行的接待开支中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销售、支持与控制权的平衡
沃霍尔回顾这趟旅程时,将艺术上的不满与实际收获并列。他说,伦敦之行带来了大量工作,也售出了许多画作,其中包括一幅售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作品。德奥菲还提出替克里斯·马科斯支付酒店账单。克里斯每天给纽约打十八通电话,沃霍尔带着几分揶揄地提及这笔开销;克里斯还在伦敦获得五份工作,其中一份来自宝丽来公司。克里斯感谢沃霍尔带他同行;沃霍尔则称赞克里斯以自己的方式照顾了他。
德奥菲的支持并不止于安排开幕。他帮助沃霍尔在伦敦期间创造了销售和职业机会,也提出承担一位同事的酒店费用。与此同时,这些好处并未消除沃霍尔对展览选品的保留。他可以感激德奥菲的慷慨,同时仍对看到违背自己偏好的作品入选感到不快。这段关系的特点正在于两者并存——德奥菲既是沃霍尔重视的支持者和东道主,也行使着沃霍尔觉得过于干涉的策展权力。
合作的意义
日记通过细小的后勤与财务细节,以及艺术上的分歧,呈现了这段画廊合作——可能需要买回来的两百件恤衫、人潮拥挤的开幕、两个小时的签名、约一百人的晚宴,以及估计达一万美元的酒店账单。这些细节显示,沃霍尔艺术的呈现有赖于一个由影像创作、作品遴选、宣传、款待和开支构成的网络。这些肖像画不只是供人评判的作品;它们也在工作室、画廊、商店,以及由摄影师和宾客组成的观众之间流转。
沃霍尔的记述没有为选品分歧给出最终解决,也没有暗示德奥菲的选择终结了这段合作。相反,它保留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一位画商以热情和资源切实帮助了沃霍尔,但其意见有时也会介入艺术家本人对如何呈现自身形象的决定。伦敦展览的成功与沃霍尔对选品的不满并存,彼此都没有抵消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