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与鲍勃·科拉塞洛的编辑合作

安迪·沃霍尔与鲍勃·科拉切洛建立了一种工作伙伴关系，将编辑指导、出版、社交资源和记录工作结合起来。电影制作越来越难以在商业上维持之后，他们的合作帮助《访谈》杂志持续为沃霍尔带来工作与新的人脉；合作还促成了两个图书项目，并在科拉切洛离开办公室后，形成了一种记录沃霍尔日常生活的新方法。这段伙伴关系举足轻重，但也有其界限——科拉切洛可以发起各种机会，而弗雷德·休斯仍掌握商业交易的审批权；沃霍尔也将杂志员工与他视为私人圈子成员的人区分开来。

从杂志撰稿人到执行主编

科拉切洛为《乡村之声》撰写了一篇《垃圾》的影评后，来到了The Factory。到1974年，他主要为《访谈》杂志工作，撰写文章和“外出”专栏；该专栏记录了他全天候的社交生活，并源源不断地为杂志带来各色人物。那一年，他正式成为执行主编。他帮助塑造了《访谈》杂志的形象，使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在性别气质上则显得雌雄同体；这种编辑定位与杂志的名人文化以及对魅力风尚的营造并行呈现。科拉切洛的工作并非只是填满版面——他的专栏将自己的社交圈纳入刊物内容，而他的编辑职责则帮助界定了杂志如何呈现自身。

这本杂志的起源与沃霍尔的兴趣密切相关。1969年创办杂志时，他希望杂志聚焦电影，并让明星用自己的话发言，最好由明星彼此采访。杂志以低成本起步，体现了沃霍尔倾向于自行出资、逐步发展事业，而不是将更大的份额让给资助者的做法。与科拉切洛的合作是在这一既有项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本杂志在沃霍尔的日常工作和公众形象中变得更加重要。

商业、委托创作与社交资源

从1975年起，科拉切洛开始发起许多社交活动，并促成了一些商业交易。他不断扩大的富有熟人圈为沃霍尔带来了肖像委托，科拉切洛也谈妥了出版合同。然而，他的主动作为并不意味着他能够独立掌控沃霍尔的生意——每笔交易仍须经休斯批准。这种安排让科拉切洛担任重要的牵线角色——将人脉与商机引向沃霍尔——同时另由一人负责批准交易。

所有权的变更使沃霍尔更直接地参与《访谈》杂志的事务。1975年，他买下彼得·布兰特持有的股份，成为杂志的唯一所有者和出版人，休斯则出任总裁。在此之前，沃霍尔对杂志的日常运营相当疏远。此后，他开始到办公室检查艺术指导马克·巴莱的版面设计，并在会议室安排午餐会，向潜在广告商推介杂志。因此，科拉切洛的编辑与社交活动，恰好与沃霍尔本人开始更亲自参与杂志事务的时期重合。

《访谈》杂志也为沃霍尔提供了吸引人们进入其圈子的全新方式。20世纪60年代，有抱负的人来到The Factory，部分原因是希望有机会出演他的电影。到了20世纪70年代，制作可在商业院线上映的电影成本不断上涨，他能提供的角色变少了，也无法保证提议中的电影一定会拍成。杂志填补了这一空缺。发行量不断增长、精心营造的声望，令名人渴望登上杂志，而每一期都需要不断补充人物与新面孔。登上《访谈》杂志的机会逐渐取代了出演电影的承诺。科拉切洛的工作帮助维持了这本刊物，使沃霍尔得以持续结识新人、重新吸引关注。

书籍与共同创作

沃霍尔与科拉切洛合作的首个重要项目，是1975年出版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从甲到乙再回到甲》。科拉切洛分别采访了沃霍尔八次，并据此撰写第一至第八章和第十章。撰写导言、第九章以及第十一至第十四章时，他则使用了沃霍尔与科拉切洛、布里吉德·柏林谈话的录音材料。因此，这本书通过不止一种合作方式逐渐成形——有明确提纲的采访构成了全书的主要章节脉络，而录音谈话则为其他部分提供了素材。

该书出版后，沃霍尔邀请科拉切洛共同撰写另一本书，一部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他们决定将书名定为《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这次邀请将他们的工作关系延伸至杂志之外，也让科拉切洛参与塑造沃霍尔对早年岁月的叙述。这些项目也展现了两人的合作如何在沃霍尔的口述材料与科拉切洛的编辑工作之间展开——沃霍尔提供采访内容和谈话录音，科拉切洛则整理并撰写了成书中的大部分内容。

从办公室日志到个人日记

1976年，科拉切洛记录沃霍尔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他一直记着一份内容笼统、颇为简略的The Factory日志，列出前来洽谈生意的人以及前一晚的主要活动。即使他本人也参加了晚餐或艺术开幕活动，他仍会向其他出席者收集不同的说法。这份日志的用途很实际——确认发生了什么、谁在场，以及这些活动让沃霍尔花了多少钱，而不是记录沃霍尔的个人视角。

《坏》拍摄结束后，科拉切洛告诉沃霍尔，自己不想再在办公室工作，但仍会继续与他合写《波普主义》。沃霍尔请他继续记日志并逐项列出个人开支，估计每天只需花五分钟。科拉切洛反驳说，如果还要继续打电话向办公室里的人询问前一天的情况，实际上就等于继续做办公室的工作。最后他们商定，由沃霍尔本人提供每天的记录。于是，这份日志从外部搜集整理的记录，转变成了沃霍尔自己的个人叙述。

1976年秋天，科拉切洛与沃霍尔开始养成工作日早晨通电话的习惯。按照约定，双方要记录沃霍尔前一天及前一晚做了什么、去了哪里，以及现金支出。这项惯例逐渐成为一份日记，同时仍保留着与记账和税务记录的实际关联。这一转变有赖于两人早已建立的工作关系——此前一直由科拉切洛维护记录，但他离开办公室工作后，沃霍尔便成为日常内容的提供者。

公众形象与亲近关系的界限

1976年12月在比尔特莫尔酒店举行的一次午餐会，展现了他们合作关系的另一面。科拉切洛安排沃霍尔参加海外记者团的午餐会，并告诉组织者自己也会到场，届时由科拉切洛介绍《访谈》杂志。演讲结束后，提问却都转向了沃霍尔。他简短作答，事后则后悔自己又习惯性地表现出害羞，并表示想练习发言和作简短演讲。科拉切洛促成了这次活动，也代表杂志出席；但这番互动同样暴露出，尽管公开发言的机会是为沃霍尔安排的，他仍难以利用这样的公共场合。

他们的亲近主要体现在专业合作和社交往来上，并非毫无隔阂的私人亲密关系。在办公室里，沃霍尔认为《访谈》杂志员工属于他的工作生活，却通常不属于他的情感生活；他将他们与自己视为家人的人区分开来。科拉切洛和凯瑟琳·吉尼斯是例外——他们既为《访谈》杂志工作，也是沃霍尔的私人朋友和社交伙伴。这条界限并未削弱科拉切洛的重要性，反而说明了这段伙伴关系的具体形态。他帮助塑造杂志，为沃霍尔带来肖像委托和合同，与他合作撰写书籍，并维持日常记录。这段关系将编辑工作与人脉资源及记录工作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沃霍尔本人的区分以及休斯的审批职责，使双方的权力始终有所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