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条约》（1924年）将阜姆划归意大利，解决了围绕该城的争端。贝尼托·墨索里尼于1924年1月签署这项协议，解决了自1919年以来一直未能弥合、令大战遗留创伤持续存在的问题。按照书中的叙述，这项协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领土归属的结果，也在于它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外交成就、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未竟的阜姆之梦之间形成的对照。

背景——阜姆与战后争端

阜姆已成为战后秩序悬而未决的标志性象征。1920年1月，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称1919年是阜姆之年，而非凡尔赛谈判之年。他以这座城市所象征的青春、生命、信仰与未来，对照他描绘为恐惧而疲惫的欧洲。然而，书中也指出，意大利人并未如他所愿追随他，而且他的声望当时已经开始衰退。

这项条约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时期——政治权威正通过制度与武力共同重塑。到1921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可以将自由派接受与法西斯结盟解读为该运动已进入议会政治的证据。与此同时，政府试图约束武装法西斯团体，却因党领导层坚持认为其各地方支部与战斗小队不可分割而受阻。在这一动荡的政治背景下，关于阜姆的协议为一场自1919年以来一直难以解决的争端，提供了显眼的外交解决方案。

协议及其即时反响

1924年1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与南斯拉夫签署协议，将阜姆划归意大利。次日晚间，在威尼斯宫举行的法西斯领导人会议上，这项协议被呈现为一项外交成就——争端通过谈判得到弥合，而非通过与诗意民族主义梦想相关的壮举解决。书中认为，这一区别是贝尼托·墨索里尼成功的关键。领土归属的结果固然重要，他展示出能够将一项长期的民族主张转化为国家间协议，同样重要。

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公开赞扬这项协议，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才智与力量使这项艰巨任务成为可能。在叙述中，这番赞誉赋予了这项解决方案国际层面的意义——贝尼托·墨索里尼不仅声称自己在国内体现了民族复兴，也受到国外认可，被视为解决这场长期争端的政治家。

墨索里尼、邓南遮与对阜姆的相互竞争的主张

书中刻意将这项条约与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对阜姆的持续眷恋相对照。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曾以这座城市为背景，描绘民族与世代重生的热烈愿景；贝尼托·墨索里尼则通过外交确保阜姆移交。加尔达湖畔仍在生活的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建造一座叙述中称为宏伟陵墓的画面，更凸显了这种对照。因此，这项解决方案成为对一位竞争者诗意事业的政治回应，也成为对一项曾有助于塑造战后民族主义想象的问题，宣示实际掌控权的方式。

这种对照也带有讽刺意味。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曾将阜姆描绘为新时代的征兆之一，但这座城市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他继续留在那里而决定，而是由贝尼托·墨索里尼谈判达成的协议所解决。这项条约并未抹去阜姆已获得的象征力量；相反，它改变了谁有资格宣称自己终结了这场争端。

政治意义

签署这项条约时，墨索里尼的国内地位正面临即将到来的选举检验。议会已于1月25日解散，预计4月6日的投票将成为一场支持或反对他的公民投票。书中特别强调，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有所减弱，而贝尼托·墨索里尼本人却日益强大。在这一时刻，与南斯拉夫达成的协议带来了一项具体的外交成就，强化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位领导人的权威日益与个人成就联系在一起。

因此，《罗马条约》将领土解决与政治形象塑造联系起来，却没有将一方简化为另一方。它使阜姆争端以有利于意大利的方式得到解决，并在书中的叙述里展现了一种与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戏剧化的民族主义事业截然不同的方式。它的意义在于这双重结果——阜姆划归意大利，而贝尼托·墨索里尼得以将这项解决方案作为证明，表明能够通过国家外交弥合战后创伤的，是他，而非曾一度将这座城市作为事业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