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邦巴奇议会演说及“邦巴奇事件”

M:世纪之子

尼古拉·邦巴奇的议会演说及“邦巴奇事件”始于一场关于与苏俄贸易的辩论,最终演变为个人友谊与意识形态纪律之间的公开决裂。邦巴奇请求贝尼托·墨索里尼政府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并提出两场革命或许能够找到共同点。这项提议暴露了他立场的局限——他可以把墨索里尼称作老朋友,但他所属的政党和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却认为,这种友好态度是不可容忍的背离。

议会背景

这场辩论在座无虚席的意大利议会举行,当时有250名议员出席,表决是否将意大利王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1年签署的一项法令转为法律。该法令涉及推动法西斯意大利与苏俄之间的贸易协定,使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阵营得以共同讨论两国间的实际关系。

开场交锋沿袭了熟悉的党派立场。一名意大利人民党议员支持批准法令,社会主义最大纲领主义者则与法西斯党书记弗朗切斯科·朱恩塔围绕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发生争执。朱恩塔以把法西斯黑衫队政治作风带入议会辩论而闻名。在这样的背景下,问题并不只是贸易是否有利——与苏俄打交道的可能性,对双方都具有政治意义。

邦巴奇的介入既有个人渊源,也有外交背景。他被视为莫斯科倚重的意大利中间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成贸易协定,并希望以此推动意大利承认苏维埃国家。他也是墨索里尼多年的朋友。两人年轻时都曾在罗马涅偏远村庄担任教师,共同从事思想工作,也一同经历贫困。文中提及一则恶意传闻,称在最近一轮针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逮捕行动中,邦巴奇因墨索里尼下令而幸免;但文中将此说法视为传闻,并未把它当作邦巴奇得以幸存或采取相关行动的确凿解释。

呼吁与交锋

邦巴奇把演说表述为一项经济论证,而非为任何一国的政治制度辩护。他说自己不会讨论两国的政治,而是集中谈论可能促使双方走到一起的实际利益。他一开场批评此前的政府,墨索里尼便立即插话:“好在你总算承认了!”邦巴奇回答:“这是事实。”这番交锋短暂地让两人往日的熟稔,在一场原本由对立政治身份主导的辩论中显露出来。

邦巴奇随后呼吁在友好氛围中与俄罗斯谈判,并直接向墨索里尼发言。他提醒这位总理,他曾表示要重建的不只是意大利,还有欧洲;他并主张,不应让政治偏见阻碍一项有益的协定。讨论转向美国争取石油垄断的努力时,他呼吁意大利提出抗议,并再次敦促缔结一项允许意大利实业家在俄罗斯经商的条约。弗朗切斯科·朱恩塔插话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一张党证。邦巴奇否认服务国家必须具有党籍,坚持认为意大利公民履行职责不需要党证。

当邦巴奇提出法西斯革命和俄罗斯革命或许最终能够促成两国人民结盟时,演说便超出了商业议题。此时,叙述暂时停留在他的沉默上——他一度语塞,抬头看着议会大厅的玻璃铁架天棚,随后继续发言。他认为俄罗斯处于革命阶段;如果法西斯主义也自称具有革命心态,那么双方就不应存在缔结永久联盟的障碍。右翼和中间派哄堂大笑,左翼则喧声四起。这番呼吁明确揭示了其中的根本矛盾——邦巴奇要求法西斯政府承认一种政治亲缘关系,而其对手认为这种类比并不成立。

事件及其后果

次日,这场争议被称为“邦巴奇事件”。《前进报》谴责了这篇演说,拒绝把俄国革命与其所称的法西斯主义这场革命闹剧相提并论。对这份社会主义报纸而言,蔑视法西斯主义关乎政治尊严与团结,而邦巴奇的示好越过了这条界线。安东尼奥·葛兰西也批评他对墨索里尼表现友好,认为这种态度等于奉承法西斯革命及墨索里尼的宏大宣称。

12月5日,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委员会要求邦巴奇辞去议席。这一要求并非无人反对。一些议会党团成员认为,没有理由指责他不称职;而多年来敬仰他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则难以理解为何一项以俄罗斯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名义提出的呼吁,会导致他被逐出公职。这场分歧揭示了邦巴奇声称的经济与外交目的,与党坚持任何对法西斯主义的妥协都不能被视为政治中立之间的距离。

邦巴奇并未自愿辞职。文中将他的抗拒描述为出于善意,但这无法改变党的决定——意大利共产党命令他放弃议席。因此,事件并未以意大利与苏联结盟告终,而是以邦巴奇在政治上被自己试图代表其事业的组织孤立收场。时间上的巧合加深了这种对照——党方坚持要求他辞职之际,莫斯科传来消息,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又一次中风后失去行动能力、被困于轮椅之中,且已停止与外界交流;人们此时已开始预料他即将去世。

政治意义

这篇演说将两种周围政治无法容纳的联系结合起来——墨索里尼与邦巴奇年轻时相伴的记忆,以及邦巴奇促使革命国家建立实际关系的努力。在议会中,两人的交锋让旧日友谊短暂浮现,却没有缓和他们之间的政治敌对。墨索里尼回应邦巴奇的呼吁时,只表示自己对意大利感到满意,并提醒众人他已经签署了许多商业条约;这两项回应都没有支持邦巴奇提出的革命联盟。

这场事件的意义在于,一项以经济合作名义提出的主张,如何被视为对政治忠诚的考验。邦巴奇试图区分贸易与意识形态,却未能成功,因为他使用的言辞本身就越过了这条界线——在批评者看来,友好谈判成了对法西斯主义革命主张的认可。因此,这一事件既记录了政治敌对之下个人纽带的延续,也展现了一场运动要求意识形态切割的力量。人们或许能够彼此交谈;正如叙述所指出的,他们的政治信条却无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