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沃诺分裂

利沃诺分裂是意大利社会党于1921年1月发生的决裂，当时该党的共产主义派系离开党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这场分裂将革命战略之争变成了组织上的决裂——莫斯科要求驱逐改良派，而多数派拒绝了这一要求。代表大会在日益严峻的政治紧急局势中举行，但代表们仍花了两天辩论党的团结与理论原则，与此同时，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法西斯小队正在袭击社会主义者。

背景与利害关系

代表大会于1921年1月15日在利沃诺的金多尼剧院开幕。临时主席乔瓦尼·巴奇首先追悼了1919年的斯巴达克起义。随后，弗朗切斯科·弗罗拉宣读了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讲话；这篇讲话严厉抨击了改良派社会主义者，以及不愿驱逐他们的人。本书叙述认为，这一干预标志着意大利无产阶级悲剧的开端——团结的要求立刻与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附带的条件纠缠在一起。

这些条件已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此前于7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以21条纲领列出。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若要留在共产国际，就必须更改党的名称，并拒绝那些相信社会主义但不相信革命的同志，将他们视为反革命分子。这项要求使贾钦托·梅诺蒂·塞拉蒂领导的最大纲领派多数派陷入两难。该派仍然使用革命语言，但工厂占领失败后，其中许多人已不再相信革命迫在眉睫。相比之下，尼古拉·邦巴奇及其支持者仍坚定支持革命。

该党的实力使即将到来的分裂不再只是少数理论家之间的争论。在11月的选举中，社会主义者赢得了2162个市镇的多数席位。该党拥有156名议员和21.6万名党员，党员分属4300个支部；这个组织网络在两年间扩大了三倍。《前进报》每日发行量超过30万份。两相对照十分鲜明——代表大会之外，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声势浩大；剧院之内，派系不和却已威胁到党的分裂。

代表大会与退席

座席安排让冲突有了可见的空间格局。代表5.8万名选民的共产主义派代表占据左侧上层看台；代表10万名选民的中间派代表坐在正厅，拥有1.5万张选票的改良派则占据右侧看台。这一安排并未在辩论开始前解决问题，但在代表大会审议党是否应满足莫斯科的条件时，让彼此竞争的各方都能看见对方。

1月16日，保加利亚籍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克里斯托·卡巴克切夫发出最后警告——局势正处于革命阶段，站在改良派一边会阻碍革命。他宣称，莫斯科将开除那些支持最大纲领派提出的维护党内团结动议的人。邦巴奇和共产主义派代表报以掌声。其他代表则以讥讽的呼声回应，拒绝外来使者的权威。这场交锋揭示了核心困境——对共产主义者而言，拒绝莫斯科的要求可能意味着放弃革命；而对他们的反对者而言，接受要求就意味着让国际指令决定意大利党可以留下哪些成员。

阿梅代奥·博尔迪加走上讲台，指示共产主义派代表离场，分裂由此发生。他们唱着《国际歌》退席，随后在几百码外的圣马可剧院集合，并在那里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新党的创立地点与他们离开的正式代表大会形成鲜明对照。剧院地面高低不平，没有座位或长凳，窗帘破烂，屋顶也被雨水冲开。创党者在党证上加盖锤子与镰刀标志后，仍在漏雨的屋顶下站了数小时。

费拉拉与并行的紧急局势

代表大会上关于革命团结的争论，与另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同时展开。贾科莫·马泰奥蒂天亮前离开利沃诺，乘坐一列地区火车前往佛罗伦萨，随后转乘地方和地区列车，经博洛尼亚继续前往费拉拉。他不得不放弃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为他将前往费拉拉接掌劳动会。该会的秘书和市长在12月20日事件后遭到逮捕。他的行程让代表大会上抽象的政治战略辩论，与会场之外社会主义者面临的实际需要形成了对照。

马泰奥蒂中午抵达费拉拉，随即被带去参加筹划会议。一小时内，骚乱发生，示威人群聚集起来。他拒绝乘车受保护，在警察巡逻队护卫下步行前往劳动会。叙述称，他途中遭到袭击，一名法西斯分子隔着警戒线用棍棒打了他。第二天，社会主义面包师埃托雷·博尔盖蒂离开劳动会的一场会议时遭枪击身亡。与此同时，马泰奥蒂要求警察局长撤去警卫，坚持说手持棍棒的同志能够保护他。这一事件凸显了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大多未曾谈及的现实——法西斯行动已经在塑造社会主义者组织活动所处的环境。

后果与政治意义

这次分裂并未解决社会主义者应如何抵抗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到了10月，尼古拉·邦巴奇随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时，该党本身已分裂为两派。安杰洛·塔斯卡领导的少数派愿意同社会主义者会面，条件是他们驱逐改良派；博尔迪加领导的多数派则反对统一战线。布尔什维克支持合并，以建立更强大的无产阶级阵营来对抗法西斯主义，但博尔迪加坚持认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没有区别。列昂·托洛茨基强调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包括它动员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这一特点，但博尔迪加仍不为所动。

邦巴奇继续支持统一战线，并反对博尔迪加派在理论原则上拒绝与社会主义者合作。2月在罗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他公开反对这种政治纯粹主义。他的立场使他遭到自己同志的排斥与猜疑，随后又被撤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他写信给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哀叹自己所称的政治暗杀。因此，利沃诺分裂的后果不仅是共产主义组织与社会主义组织分道扬镳；围绕是否应通过妥协维护团结的争论，也在新成立的共产党内部延续下来。

本书后来再次将利沃诺视为意大利无产阶级悲剧的开端。这一判断建立在几组对照之上——强大的组织实力与政治分裂形成对照；围绕革命理论的辩论与费拉拉已经发生的暴力形成对照。代表大会上的退席催生了一个新党，却也使社会主义运动在法西斯主义扩大有组织行动能力之际陷入分裂。本书没有将这次分裂描写为孤立的程序分歧，而是将其视为一道决定性的裂痕，其后果持续影响着共同应对如何形成这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