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莱·邓南遮1919年5月6日在罗马的演说，将意大利所谓“被阉割的胜利”所引发的怨愤，转化为集体的哀悼与决心表达。从卡比托利欧山上罗马市政厅的阳台望向人群，邓南遮借助与已故挚友乔瓦尼·兰达乔相关的旗帜，将人群对民族受辱的感受与一项承诺联系起来——阜姆和达尔马提亚必须归还意大利。演说的力量不仅在于其主张，也在于它促使听众起立、沉默、倾听，并想象自己已经迈步前行。

外交怨愤与等待的人群

到5月6日上午，对和平协议的屈辱感已远远超出民族主义者的圈子。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和外交部长西德尼·索尼诺在协约国拒绝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后离席。1915年的战时协议曾承诺，若意大利获胜，达尔马提亚将归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则援引民族自决原则，把阜姆也列入要求之中。伍德罗·威尔逊拒绝了这两项要求。他于4月23日发表的致意大利人民公开信，使这一拒绝显得不仅是外交层面的——信中居高临下的语气，加深了意大利被当作从属盟国对待的印象。奥兰多和索尼诺离席后返回巴黎，而协约国继续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谈判。

在此背景下，数万人聚集在卡比托利欧广场，其中大多是年轻男子，许多人曾参加大战。他们身体完好，但邓南遮的言辞已使他们学会把自己理解为遭和平协议伤害的人。马可·奥勒留骑马雕像下的人群静立不动，使这一矛盾显露出来——这些幸存的战争参与者等待着听人解释，他们的胜利如何能够被重新说成失败。叙述呈现出一种失败与不公的感受——在外交决裂与演说之间短暂的间隔里，这种感受已广泛流传。

兰达乔的旗帜作为演说象征

奥兰多和索尼诺乘坐的列车驶入巴黎时，邓南遮出现在卡比托利欧山的阳台上。他的随从将一面大型三色旗铺在栏杆上。这面旗与乔瓦尼·兰达乔有关；兰达乔是步兵上尉，也是诗人的挚友，在伊松佐河第十次战役期间，于蒂马沃河口的一次突击中阵亡。邓南遮曾敦促发起这次突击。此刻，这面因兰达乔之死而留下印记的旗帜，成为演说的物质核心——一个与战争代价密不可分的民族象征。

邓南遮身穿高级骑兵军官的白色制服，紧握人群上方的栏杆。他首先追忆前一天，即5月5日，并称那天是两次重大出发的周年纪念，影射加里波第和拿破仑。随后，他的演说穿插华丽的典故、庄严的宣告和繁复的隐喻。聚集的人们未必能理解其中博学的典故，却跟随其节奏，对演说的形式与韵律作出回应。演说者触摸旗帜的动作，为整场演说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见的焦点。他说，这面旗曾在石场的12号高地上，充当一位垂死英雄的枕头；他将这块布视作承载阵亡者形象的纪念物。

沉默、想象中的行军与誓言

演说从纪念转向呼吁继续进行民族哀悼。邓南遮请人群保持沉默，并宣称民族之魂再次处于不确定之中。他把等待呈现为一种主动姿态——人们应保持沉默但站立不动，让兰达乔的旗帜覆上哀悼的黑纱，直到阜姆和达尔马提亚归属意大利。他将这一姿态扩展到广场之外，呼吁善良的公民也将自己的旗帜罩上黑纱，直到这些领土要求得以实现。

随后，邓南遮打破沉默，问人群是否听见一支军队正在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街道上行进。这个问题让听众得以置身于想象中的声音——那些脚步属于消逝的罗马军团和凯旋的祖先，而不是广场上实际存在的军队。在马可·奥勒留纪念碑下，人群开始原地踏步，身体随着演说者唤起的节奏移动。这一场景通过一个同步的公开动作，将死者、被追忆的过去和承诺中的未来连在一起。邓南遮最后重申誓言——在两处领土都收复之前，他将让自己的旗帜继续保持黑色。

反复出现的政治仪式

这场演说将哀悼变成一种政治承诺。兰达乔的旗帜不只是让人想起一名死者；邓南遮将它描绘成承载着所有为祖国而死者的形象。于是，个人的丧失成为一种象征，使人群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番演说把外交失望转化为一种可在家庭和公共场所反复履行的义务——让旗帜保持哀悼的状态，继续保持警惕，并等待承诺中的领土收复。

本书后来再次谈到演说如何将死者、仪式与政治归属融为一体。1920年1月1日，邓南遮在阜姆向军团成员讲话，将凡尔赛所代表的战败、恐惧世界，与阜姆所代表的青春、生命和英雄般的可能性相对照；他将死者置于当下之后，将未出生者置于前方。1921年11月举行无名战士的全国葬礼时，一名身份不明的阵亡士兵遗体被用来代表所有死者；这一仪式同样赋予丧失以集体形式。这些后来的场景并未抹去1919年演说的具体要求，而是表明，随着邓南遮的政治活动在哀悼与动员之间转换，其牺牲、民族命运和公共仪式的意象不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