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阜姆

向阜姆进军是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于1919年率领军团夺取该城的行动。在本书的叙述中，这不只是造成领土既成事实——邓南遮把阜姆塑造成一种鲜活的替代方案，以抗衡战后安排中已然疲惫的外交；而阜姆最终陷入孤立、军团也被解散，则暴露出革命表演与维持这场行动所需支持之间的落差。

战后背景与阜姆的意义

夺城行动发生之时，数百万士兵正返回仍深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叙述者将欧洲描绘成一个舞台，旧有政治角色已然退场，五百万意大利退伍军人正穿越边境归来，而新一轮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种氛围有助于解释，为何阜姆能够被想象成不仅是一处有争议的领土，更是一个可能重塑战后秩序的地方。

邓南遮以鲜明的对比赋予这一主张戏剧性。1920年第一天，他向军团成员讲话，将1919年说成阜姆之年，而非凡尔赛谈判之年。在他的叙述中，凡尔赛代表着一个因猜忌与讨价还价而步履蹒跚的欧洲；阜姆则象征着青春、生命、英雄行动，以及由死者和未出生者共同承载的未来。因此，进军行动的政治力量，部分源自它将领土占领转化为民族复兴故事的能力。

然而，这个故事并不代表城内各方已经达成共识。邓南遮不顾阜姆人的意愿，选择留在阜姆；叙述者则指出，意大利人并未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追随他，从而削弱了其言辞中的宏大气势。阜姆可以被宣称为一个更自由、更有活力的地方，但其领导人对这座城市的掌控，所依赖的种种选择越来越难以与他声称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相协调。

扩大起义的尝试

在与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的讨论中，将阜姆事业扩展为更大规模起义的可能性浮现出来。德·安布里斯认为，起义仍有可能，并勾勒出一条从阜姆通往罗马的路线——海军舰艇可以将部队运往扎达尔，再前往安科纳；上一年七月，那里曾有一个团发动叛乱。他提议与马尔凯地区的法西斯分子安排合作，并寄望于朱列蒂上尉的海员继续保持友谊。这些只是计划；书中并未说它们已付诸实施。

贝尼托·墨索里尼否定了这类起义能够成功的前提。他指出北方社会主义运动势力强大，也提到博洛尼亚的战斗，并坚持认为当地的政治形势使进军罗马难以实行。这场交锋揭示了战略上的分歧——德·安布里斯把阜姆视作发动民众革命的潜在起点；墨索里尼则着眼于意大利国内的力量对比，并拒绝让米兰法西斯分子支持邓南遮的事业。

墨索里尼的疏离也体现在政策上。他通过省长阿尔弗雷多·卢西尼奥利向乔瓦尼·乔利蒂转达，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明确镇压阜姆军团，而米兰的法西斯分子不会介入。在这一叙述中，运动后来进行的政治权衡压过了对占领行动的声援。邓南遮的政治表演能够吸引关注，却无法获得那些可能帮助行动扩大的力量的支持。

孤立与解散

一连串离开者反映出占领行动的前景日渐黯淡。马费奥·潘塔莱奥尼敦促邓南遮停止行动；米洛海军上将重申对国王的忠诚，并与他决裂；切凯里尼将军和西亚尼上校则因军团成员缺乏纪律而离开。邓南遮拒绝交出绝对权力，称在百无聊赖之际，保有这种权力是所剩无几的乐趣之一。这一事件揭示了占领行动所宣扬的集体解放，与权力集中于指挥官一人之间的张力。

这场对峙是在压力之下告终，而非如德·安布里斯所设想的那样以胜利扩张收场。最后一周的战斗期间，阜姆持续遭到轰炸，造成一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12月28日，费拉里奥将军拒绝就军团投降条件进行谈判，并威胁将加大轰炸力度；市民代表则敦促邓南遮让步。他把九月授予他的权力交给阜姆市长和市民。叙述者还补充了一项意味深长的细节——整个战斗周里，邓南遮几乎没有离开书房，也没有与军团成员一同出现在火线上。

12月31日，双方在阿巴齐亚签署协议，要求军团从城中全部解散。这个结局颠覆了阜姆作为新政治未来起点的形象——其武装力量将被解散，这座城市的眼前命运也不再由邓南遮指挥部掌控。然而，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超出了占领行动本身。依照本书的叙述，阜姆仍是一座舞台，在那里，战争、牺牲、民族复兴与政治权威得以被呈现为一个整体；当承诺前来相助的盟友未能到场时，这场表演的局限也随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