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藏书的审查与焚毁，既是家人试图治愈他的骑士妄想，也是对其监护者几乎无法掌控塑造他的一系列故事的滑稽展示。神父并未一概评判每本书——他区分诗歌与骑士小说，保留自己看重的作品，并提议删去一本田园小说中的某些段落。然而，最终的大火烧掉了审查者本来可能会留下的书，而封住房间、编造魔法师的故事，又给了堂吉诃德一个解释所发生之事的魔法说辞。

治疗之策与受审查的书籍

审查始于这样一种看法——堂吉诃德的骑士小说导致了他的失常。然而，他的侄女担心，单单移走那些书卷并不能消除危险。她辩称，田园小说也可能使叔叔幻想自己成了牧羊人，在田野与树林间漫游，唱歌吹笛；她警告说，诗歌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会传染的病症。她的忧虑使拟议中的治疗之策不再只是禁绝骑士小说，而是扩大为对想象文学更广泛的戒备。

神父接受了这一理由，认为剩下的书也应放在堂吉诃德够不着的地方；但他对第一部田园小说的判决并非简单地将其毁掉。他认出这是豪尔赫·德·蒙特马约尔的《狄安娜》，并提议删去有关贤者费利西亚和魔法水的内容，以及几乎所有较长的诗歌段落。他说，散文部分可以保留，这本书作为同类作品中的先驱也值得留存。他的决定使这场审查既像编辑工作，也像清洗——作品被认为可以保存，但必须先删去那些被视为有害的部分。

区别评判与疲惫

神父继续区分他认为有价值的书与他谴责的书。对于另外两部《狄安娜》，他把萨拉曼卡作者所写的一部送去与判定应销毁的书放在一起，却建议保留希尔·波洛所写的一部。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家人的干预并未被描绘成对阅读一概否定。审查者一边执行从易受影响的读者身边移走书籍的计划，一边也以批评家的身份对不同作品加以区分。

神父评判英雄叙事诗时，这种选择性尤其明显。他称赞《阿劳卡娜》《奥斯特里亚达》和《蒙塞拉特》是卡斯蒂利亚语此类作品中最杰出的作品，认为它们足以与意大利最负盛名的诗歌媲美，并视其为西班牙最丰厚的诗歌瑰宝。按他的评判，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足以使它们免遭焚毁。然而，这种理想中的精细评判在实际操作中十分脆弱——神父疲倦了，便不再查看其他书卷，下令把剩下的书全烧掉，不问其中内容。理发师举起《安杰莉卡之泪》时，神父只凭书名便意识到焚毁它将造成损失；他称赞作者的声望，也赞扬奥维德寓言的译文。但这一刻的迟疑来得太晚，已无法阻止更大范围的审查失误。

大火与不平等的判决

当夜，女管家把院子里和屋子里的所有书都烧掉。叙述明确承认，有些书本应保存在长久的档案中，却说它们的命运是由审查者的懒惰决定的。因此，“无辜者替有罪者受苦”这句谚语所描述的是实际后果，而不只是抽象的道德寓意——本来与被判定应销毁的书一同值得保存的书，也因仔细审查一旦停止，整个过程便变得不加区别而遭到焚毁。

这一事件使两种评判标准相互冲突。神父能够指出特定作品的价值，甚至提出有选择地删改作品，但家人实际采取的补救办法最终却毁掉了未经审查的书。因此，这场大火并未确立一套连贯的文学经典。它揭示了神父的批评判断与以治愈堂吉诃德为名采取的全面行动之间的差异。那些被保留下来的书名与意外遭焚毁的书共同构成了一份记录，既显示了辨别力，也记下了错误。

封闭的房间与魔法师的故事

对神父和理发师来说，烧掉书还不够——他们还把房间砌墙封住并抹上灰泥，希望堂吉诃德找不到藏书原先所在之处。他们商定，如果他问起，就可以说有个魔法师把房间和里面的东西一起搬走了。两天后，堂吉诃德起身，径直去找他的书。他摸着原来房门所在之处的墙壁，目光四下搜寻，久久没有说话，随后才问女管家房间去了哪里。

家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解释。女管家说魔鬼把一切都带走了；侄女却说，有个魔法师乘云而来，骑着一条蛇，进入房间后又从屋顶离去，身后烟雾弥漫。她给这个所谓的访客取名为弗里斯顿魔法师，并把毁坏藏书归因于他对藏书主人怀有私怨。这些互不相容的细节表明，这套掩饰说辞是临时拼凑出来的；但其核心主张却符合堂吉诃德理解自身生活的魔法框架。为了掩盖他们干预的实物证据，监护者反而为他编造了一场新的魔法事件，让藏书消失一事继续成为他想象故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