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站》的拍摄及玛丽莲·梦露重返片场

金发美人

《巴士站》的拍摄及玛丽莲·梦露重返片场,将复工变成了一场信任考验——诺玛·简·贝克必须进入雪莉这个角色,却不能屈服于这样的恐惧——仿佛自己的表演背叛了她。剧作家帮助她区分本能与完美主义,而她最终的成功,始终与一个痛苦的对照密不可分——雪莉拥有浪漫的结局,而影片所描绘的现实世界可能允许暴力降临在她身上。

背景——置身凝视之下的表演者

在拍摄《巴士站》之前,诺玛·简的工作早已暴露出她的私人自我与他人为她塑造的形象之间并不稳定。在施瓦布药店,她把药店当成舞台——她一边看着顾客转头注视她的新发型和白色缎面连衣裙,一边排练着“自己是一名女演员”这个想法;可当顾客发现她还不是有名望或影响力的人物时,便失去了兴趣。这一幕让公众的关注显得有所附加条件——一个陌生人可能先因被视为潜在明星而受到注目,随后又因为只是个无名女演员而遭到冷落。

摄影机提供了更亲密、也更令人不安的关注。在一次裸体摄影期间,诺玛·简似乎凭本能回应镜头,仿佛镜头的眼睛是一面她能借以看见自己的镜子。摄影师摆布她的身体,让她从挺直展示的姿势转为在观者凝视下显得脆弱的姿态。这些照片后来成为公开丑闻——一名记者指出,她就是那位名叫“金梦小姐”的模特,而照片未经她授权便被翻印。1949年,她急需用钱,于是以五十美元出售底片和相关权利;之后照片如何流传,她已无从掌控。这段经历并不能解释《巴士站》的拍摄,却凸显了她的恐惧所涉及的利害——摄影机或许会记录下她无法控制或收回的东西。

她饰演《你的嘴唇灼热》中的内尔时,也曾面临另一种职业风险。诺玛·简对那个角色投入至深,以至于几乎没有察觉经纪人艾·伊·申恩在片场;两场戏之间,她躲藏起来、避开采访,在其他演员看来显得不合群。《巴士站》带来了不同的问题。挑战不仅在于融入角色,更在于经历痛苦之后重返剧组,并重新找到与他人合作的方式。

指导与重返片场

剧作家的支持将爱意与直率的职业要求结合起来。他安慰诺玛·简,但也告诉她要面对现实——她是一名片酬丰厚的女演员,签约承诺完成一项工作;无论不安全感或情绪变得多么难以应对,她都不能置身责任之外。她以亲吻回应,表示自己接受他话语中的分量,而不是加以反驳。

他对表演的建议则更为具体。他反对把表演弄得过于完美,也反对把每句台词都当成固定不变、已经彻底掌握的东西。在他看来,演员应当为发现留下空间,让角色有机会使表演者感到意外。他劝诺玛·简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雪莉,正如他也已经明白,自己对玛格达的理解或许并不完整。这番建议让不确定性变得有用——她不必预先控制每个节拍,而可以让角色自由呼吸。

第二天早上,玛丽莲·梦露来到片场,罕见地准时。她穿着雪莉那件黑色蕾丝衬衫、贴身黑色丝绸裙、网眼长袜和高跟鞋,浓妆画眼,嘴唇鲜红。她咬着指甲,像表演学校里的学生——又像一个知道自己行为不妥、正等着挨训的普通年轻女子。她拖着一条沾了污渍的羽毛围巾,用雪莉那种粗粝的奥扎克口音说话,并为自己屈服于绝望、行事不负责任、对片场众人不敬而道歉。她的道歉并非与表演分开——她以雪莉的声音和举止回归,同时坦然承认自己的行为。演员和工作人员很快放下了不满,为她鼓掌。

焦虑、表演与试映

重返片场后,诺玛·简仍然不敢观看每日拍摄样片。她害怕玛丽莲·梦露背叛了自己;除了自己的戏份,她几乎不知道《巴士站》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她的戏拍了许多遍,表演所付出的努力和怦怦直跳的心都在其中留下痕迹。她像雪莉一样,盲目而乐观地一头向前冲,依照剧作家的建议凭本能行事。

直到九月初的制片厂试映会上,她才从头到尾看见整部影片——从荒诞喧闹的开场,一直到浪漫而感伤的结尾。那时她已经幸福地结了婚,坐在放映室前排,丈夫就在身旁。唐·培里侬香槟和米尔敦让她变成一个更平静的玛丽莲;那个春天在亚利桑那州发生的种种危机,已显得遥远。她惊讶于影片完成得如此出色,并认定雪莉是她演艺生涯中最富灵感的表演。结果扭转了她的恐惧——她曾害怕那会是失败的证据,如今却成了她引以为傲的作品。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仿佛是在湍急的水流中挣扎后终于抵达岸边,而观众则在岸上安然鼓掌。

观众确实鼓起掌来。剧作家搂住她颤抖的肩膀,告诉她表演精彩极了,并指出好莱坞的热烈反响证明她的表演打动了观众。她没有单纯地庆祝,而是哭了起来。她的反应揭示了影片令人宽慰的结局与她想象中雪莉在影片之外的命运之间的距离。她想,在现实生活中,雪莉可能会酗酒、牙齿腐坏,还可能被迫与那些会殴打或强暴她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不会有浪漫的牛仔把她带到辽阔的牧场;相反,酒精和药片或许会成为她勉强支撑下去的手段,直到她再也无法从床上起来。

意义

这段制作历程从隐藏走向展露——诺玛·简避开每日拍摄样片,随后坐在完整影片前,看见自己曾担心失败的表演其实获得了成功。她得以重返片场,并不是因为有人保证痛苦已经消失,而是因为剧作家坚持认为,职业责任与艺术上的开放态度可以并存。她用雪莉的口音道歉,使表演短暂地既成为承担责任的方式,也成为逃避现实的途径。

试映时的掌声也包含着未解的反讽。好莱坞为雪莉的浪漫结局喝彩,诺玛·简却明白,这个角色能否幸存,取决于剧本所给予她的安全感和感伤色彩。她的眼泪既体现了艺术成就,也表达了她明白虚构所提供的保护未必存在于影片描绘的世界里。因而,《巴士站》标志着职业上的胜利,却没有让这场胜利成为毫无复杂情绪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