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格雷泽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后，诺玛·简·贝克离开格雷泽家，开始独立生活，将战时分离转变为她首次持续自食其力的经历。十八岁的她挣自己的工资，在伯班克租下一间房，脱离了县里的监护；然而，她的自由既来之不易，也有赖于特定条件——女性劳工的战时需求使之成为可能，而她仍未能轻易割舍的丈夫与家庭关系则给这份自由蒙上阴影。

离别与拒绝庇护

1944年4月，巴基乘坐一艘自由轮离开圣卡塔利娜岛，随船队前往澳大利亚。在码头上，他告诉诺玛·简·贝克自己会想念她，并承诺回来后他们可以生孩子。家人给这对新婚夫妇留出了私下告别的时间。诺玛·简·贝克相信商船队不属于武装部队，巴基不会被送上战场；这一想法让她感到宽慰。然而，叙述清楚指出，商船会遭到敌方潜艇和飞机袭击。她并未充分理解其中的危险，但分离已然发生。

开车返回米申希尔斯的路上，格雷泽太太坐在诺玛·简·贝克身边，从她冰冷而紧握的手指看出她正处于震惊之中。她以女儿相称，邀请儿媳住进家里。诺玛·简·贝克拒绝了这份归属感——她不想再被当作任何人的孩子。她拒绝并不意味着自己不再戴着格雷泽家的婚戒，也不代表她决定对巴基不忠。相反，她不愿让婚姻在丈夫离家期间决定自己住在哪里，或决定自己是谁。

工作、房间与成年后的独立

诺玛·简·贝克没有搬去住在米申希尔斯的格雷泽家，也没有留在维杜戈花园。巴基离开后的那个星期，她在伯班克的无线电飞机公司工厂找到一份装配线工作；伯班克位于米申希尔斯以东约三十公里处。她在电车站附近租下一间带家具的房间。到了十八岁生日时，她已独自生活，不再是洛杉矶县社会服务部门监护下的未成年人。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宁静中，她意识到，这一变化或许能解释自己为何嫁给巴基——婚姻曾为她提供一条出路，让她摆脱支配童年生活的受抚养状态。

她最初找工作时屡屡碰壁。小工厂以她年龄太小、缺乏经验为由不肯雇用她，无线电飞机公司起初也拒绝了她。她没有放弃，恳求对方给她一个机会，还踮起脚尖、挺直后背，努力让自己显得更高。她坚持说自己身体强壮，不会感到疲倦。这份工作最终给了她证明自己的机会。她很快学会了重复性的装配线工作；这种工作形式与她熟悉的家务清洁活有些相似，但如今她是在嘈杂的工业环境中与其他工人一起工作。在那里，工作效率可能使她比身旁的女工更有价值，尽管工头、工厂主管和远在上层的管理人员依然处于清晰可见的等级体系顶端。

她的独立可以从每周收入中清楚看出。工作八小时后，她搭电车回家，清点自己的收入——扣除税款和社会保险后，她每天约能拿到七美元，可以拿来花，也可以试着存下。她领的是支票，并到银行兑现；这是一笔普通的成年人交易，对一个长期被定义为受人供养的人而言，却分量非同寻常。独自在房间里，她不必再为饥饿的丈夫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她常常热一罐坎贝尔牌汤，也许再配上面包和果酱、水果与牛奶。房间狭窄，共用的浴室还供另外两名寄宿者使用；床不过是一张铺着薄床垫的窄窄小床。尽管如此，拥有这块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仍让她觉得奢侈。

自由与战时劳动的条件

战争是她新生活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男性离开民间岗位后，女性开始驾驶卡车和电车、操作起重机、从事砌砖和油漆工作。在无线电飞机公司工厂，诺玛·简·贝克估计，每八名女性中只有一名男性；但管理层没有女性。她明白，这份工作、这份工资，以及独立生活的自由，全都依赖于战时劳动力短缺。战争使她与巴基分离，也为她打开了一条离开家庭的道路；否则，她或许只能待在家中等他回来。

三个月后，工厂晋升了她，并将她的时薪提高二十五美分。她工作认真、效率出色，因此获得一项更精细的工作——把液态塑料喷涂到飞机机身上。化学品气味浓烈，令人作呕，也对她的身体造成影响——她脸色苍白，视线模糊，舌头仿佛大得装不进嘴里。工头让她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她却不肯停下，笑着揉眼睛，坚持说自己没时间休息；她担心自己做不好这项新工作，会被调回装配线，甚至被解雇。

最后，工头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带出喷漆室。她在窗边呼吸新鲜空气，随后又回去工作，继续坚持说自己没事。在接下来的数小时、数天和数周里，她的双手越来越灵活，对化学品的耐受力也逐渐增强。有人告诉她，最终她会习惯这种气味，不再察觉它，但她仍能感到气味附着在头发和衣服上；她必须更彻底地清洗，还得把衣服拿出去散味。她的坚毅为她赢得晋升，却也让忍受危险环境成为保住工作的代价之一。

孤独、记忆与事件的意义

独自生活带给她一种兴奋感，有时她会用笑声表达出来。她第一次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年轻的领薪者，而不是孤儿或寄养儿童、女儿或儿媳、妻子。自由并非处处令人舒适——她独自一人，身处陌生之地，那里无人认识她；她珍惜的私密空间也只限于一间极小的出租房。令她快乐的不是宽敞或安稳，而是凡事由自己作主。

孤独并没有抹去过去。夜里，她疲惫地躺在窄床上，有时会梦见陌生而无尽的孤儿院走廊、一处沙地庭院，以及她以为自己早已忘却的秋千。铁丝围栏旁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梦境便变成一场寻找母亲的旅程——诺玛·简·贝克几乎赤身裸体地在拉梅萨街上徘徊，找不到她和母亲曾住过的那栋楼，也想不起能带她找到那里的话语。这些梦让新近独立的女工与记忆中那个迷失的孩子并置。因此，她的搬离既不是彻底的逃离，也不是对婚姻的简单拒绝。这是一个切实的开端，由工资和属于自己的房间促成；而这个开端所承载的希望，与往昔被遗弃的经历以及她对巴基未曾中断的忠诚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