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彻斯特城堡大厅
别无所言:北爱尔兰的谋杀与记忆温彻斯特城堡大厅成为1973年审判的法庭,多洛丝·普赖斯、玛丽安·普赖斯及另外八人在伦敦爆炸案后被捕并受审。审判地点的选择,将一场现代检控置于宏伟的中世纪大厅之中;法律程序、政治抗争和异常显眼的安保行动在这里争夺公众注意。大厅的历史关联进一步突显了这种对比——它既是实际运作的法庭,也是一处早已因叛国罪与国家权力的记忆而留下印记的空间。
大厅与审判地点的选择
诉讼于1973年秋季在温彻斯特城堡大厅开始。显而易见的替代地点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仍在爆炸案发生后进行修缮。政府也希望加快审理;而若在一座被告被控企图摧毁的法院审判他们,可能会显得有失公允。因此,温彻斯特为这起源于对伦敦法律中心袭击的检控提供了另一种场所。
这座大厅是一间气势恢宏的十三世纪厅堂,拥有中世纪石构、大理石柱和彩色玻璃。它的过往并非与审判氛围无关——沃尔特·罗利爵士于1603年在那里被判叛国罪,罪名是密谋推翻詹姆斯一世国王。一张巨大的亚瑟王圆桌复制品挂在一面墙上,桌面上有绿色颜料绘成的色带,从一朵都铎玫瑰向外放射。这间屋子将传奇王权和国家历史,与当下审判所谓国家敌人的事务交织在一起。
化为公共舞台的法庭
从一开始,被告们的出现就使这座大厅成为引人注目的场所。在前往温彻斯特的囚车上,普赖斯姐妹和其他被告高唱反叛歌曲;囚车在严密警戒下驶入建筑群时,多洛丝和玛丽安·普赖斯向围观者比出胜利手势。她们的举动将对抗从旅途延续到了法院之内。庭审期间,多洛丝·普赖斯质疑控方和法官对其政治立场的界定,并区分了爱尔兰共和军追求爱尔兰重新统一以及公民和宗教自由的长期目标,与是否应使用暴力这一问题。随着审判继续,她和其他被告向塞巴格·肖法官喝倒彩、嘲弄证人,并否定法庭的道德权威。
这场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瓦妮莎·雷德格雷夫提出愿意为获释的被告缴纳保释金,并提供她位于西汉普斯特德的住宅,但无人获释。英格兰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普赖斯姐妹身上,将她们描述成危险人物,并以带有性别色彩的视角描绘她们的外貌和政治立场。因此,温彻斯特大厅承载的不只是正式的证据陈述——被告的政治身份、媒体对她们的形象塑造以及法庭的权威,都在此成为公开争论的对象。
安保与大厅之外的威胁
爆炸案引发的安保行动,使通往法庭的道路也成为这场景象的一部分。每天早晨,摩托车和警车组成的车队护送被告。周边地区全天禁止停车,以降低汽车炸弹袭击的风险,警察狙击手则在附近屋顶上监视。庭审戒备极为森严,被告的押送和入庭都成了受到严密管控的公开事件。
这些预防措施有其特定背景,并非仅仅出于普遍的警觉。共和派曾试图买下监狱正对面的一栋房子,打算从街道下方挖掘隧道,通往牢房区并营救被告。房屋女主人出于感情原因重新考虑出售后,这项计划便被放弃。尽管隧道最终没有挖成,其预定路线仍将审判的安保与武装营救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庄严的大厅建筑坐落于更广阔的环境之中,四周有严密警戒的押送、受到限制的街道,以及令人担忧的逃脱企图。
判决、离场与意义
判决预定宣布的当天,法院受到格外严密的搜查和戒备。多洛丝·普赖斯穿着绿色毛衣,头发上系着粉色缎带。十五名监狱官员挤在被告席后方;一名此前一直坐在肖法官座位后方、藏于视线之外的保镖,此时被安排公开坐在他身旁。附近的百货商店收到炸弹威胁后,一群喧闹的爱尔兰人挤满旁听席,便衣侦探坐在全男性陪审团后方,开庭即将开始时,警卫闩上了法院大门。普赖斯姐妹的律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认为,这些安保安排营造出一种有罪的氛围。
大厅里还发生了被告之间激烈的决裂。宣判前,肖法官宣布罗辛·麦克尼尔尼获判无罪。武装警卫护送她离开时,其余被告哼唱亨德尔《扫罗》中的《葬礼进行曲》。休·菲尼朝她扔了一枚硬币,斥之为血钱;麦克尼尔尼哭着离去。在聚集于大厅内的法官、陪审团、支持者和安保人员面前,这一幕将判决变成了对背叛的指控。
宣判后,被告在法庭内继续挑战政治权威——休·菲尼宣称,胜利仍在爱尔兰民族的掌握之中,而肖法官则坚称,被告席不是政治舞台。离开温彻斯特城堡前,多洛丝和玛丽安·普赖斯宣布绝食抗议,要求获得政治犯身份,并返回北爱尔兰服刑。她们随后被送往布里克斯顿监狱。由此,温彻斯特大厅在她们故事中的作用并未以政治诉求与法律裁决达成妥协而告终;被告将抗议从法庭带进了监狱。在书中,温彻斯特城堡仍具有重要意义——一场戒备森严的审判所形成的景象,让围绕政治合法性的斗争在法律本身的场所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