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

墨西哥革命于1910年爆发,三十余年掌权后,波菲里奥·迪亚斯被推翻。按照本书的叙述,这场动荡根植于持久的制度秩序——政治权力受到的制约有限,土地和商业特权可以分配给支持者,银行业则为已经富有的人服务。因此,革命既被视为迪亚斯统治的终结,也被视为一段更广泛的不稳定历史的一部分;在这段历史中,各群体争夺政治权力带来的利益。

政治背景

革命前的政治秩序是在反复争夺谁能统治墨西哥、以及应以何种条件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时代之后,法国曾于1864年至1867年试图在马克西米连皇帝统治下建立殖民政权,但最终未能成功。法国人被驱逐,随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贝尼托·华雷斯先行建立的政府,以及他去世后塞巴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建立的政府,继而受到迪亚斯的挑战。迪亚斯是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官,曾在对法战争中崭露头角,并渴望掌权。

1876年11月,迪亚斯组建叛军,并在泰科阿克战役中击败政府军。次年5月,他自行当选总统。他的统治大体上持续不辍,直到三十四年后的革命爆发,并且日益趋于专断。这一时间脉络表明,通往革命的道路是一段从武装胜利到行政权力长期集中的历程,而非一场没有政治前因的突发危机。

权力、产权与银行业

本书将墨西哥的政治制约与美国进行对比。两国都曾有军事指挥官投身政治,但比较的关键在于他们掌权之后的作为。乔治·华盛顿、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军旅生涯后担任美国总统;与迪亚斯及更早的墨西哥领导人不同,他们没有动用武力获取权力或拒绝交出权力,并且遵守宪法。相比之下,十九世纪的墨西哥宪法对迪亚斯等领导人施加的有效制约寥寥无几。他们只能通过自己当初夺取权力时所使用的那种武力被赶下台。

迪亚斯侵害产权,推动大规模土地征收,并向其支持者授予垄断权和各种优待,涉及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多个商业领域。本书将其视为一种熟悉模式的延续,并把迪亚斯的作为与西班牙征服者以及圣安纳的行径相比较。受益者是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精英;代价则由权利缺乏保障、几乎无力制约国家权力行使的人承担。

银行体系显示了这些政治安排如何塑造经济机会。1910年,也就是革命爆发之年,墨西哥只有四十二家银行,其中两家掌控全国银行资产的百分之六十。银行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它们可以收取高利率,通常只向有特权且已经富有的人放贷;这些人利用信贷渠道巩固对经济各部门的控制。相比之下,十九世纪美国银行业的扩张和竞争,使潜在发明家及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资本。这种差异并非源于银行家动机不同——两国的银行家都追求利润,但制度和政治制约以不同方式引导了这种追求。

迪亚斯的发展模式及其代价

迪亚斯拆除了部分限制国际贸易的殖民制度遗产,预期贸易扩大能够使他及其支持者致富。但本书所描述的发展模式并非惠及广泛群体的繁荣,而是类似于埃尔南·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德·托莱多所代表的安排——精英可以积累巨额财富,社会其他成员却遭到排斥。投资或许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收益有限,而且代价由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人承担。

索诺拉的雅基人体现了这种人道代价。1900年至1910年间,可能有三万名雅基人遭到驱逐,被送往尤卡坦的剑麻种植园劳作。剑麻纤维是一种有价值的出口产品,可用于制作绳索和细绳。这一事件将迪亚斯对出口财富的重视,与强制剥夺和劳役联系起来——经济活动虽然扩大,却没有以保障所有参与生产者权益的方式发展。

革命与区域性后果

1910年,迪亚斯最终被革命力量推翻。本书将这场革命视为拉丁美洲更广泛模式的一个实例——攫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延续至二十世纪,并与经济停滞、政治不稳定、内战和政变相伴,各群体为争夺权力带来的优势而斗争。此后,玻利维亚于1952年、古巴于1959年、尼加拉瓜于1979年相继发生革命;与此同时,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秘鲁爆发了长期内战。

这一更广泛的模式还包括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发生的资产征收或征收威胁,以及重大土地改革或改革尝试。这些争夺与军人政府及不同形式的独裁统治并行发生。政治权利逐步扩展,但本书指出,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直到1990年代才成为民主国家,而且此后不稳定局面仍然持续。因此,墨西哥革命标志着一个长期专制统治者被推翻,同时也引出一个反复出现的区域问题——仅仅更迭政权,并不能解决由谁掌权、以及经济收益和损失如何分配的冲突。

解读与意义

本书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墨西哥选择了有利于精英致富的制度,只是因为领导人不了解更好的经济政策。书中对比墨西哥与美国,认为塑造政治和经济选择的是制度制约,而非智力或意图上的差异。如果公民能够通过选举追究政客责任并将其免职,建立银行垄断的企图就更难维持。在墨西哥,宪法对迪亚斯施加的类似限制寥寥无几,政治权力可以通过武力获取,也可以因武力而失去。

这一差异解释了革命在本书论述中的重要性。迪亚斯的倒台是政府的一次决定性断裂,但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革命前已经存在的制度模式——产权缺乏保障、银行业集中、徇私偏袒,以及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薄弱。革命并非一个关于错误经济建议经由动荡得以纠正的简单故事,而是围绕政治权威和财富分配展开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