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首座印刷所于1727年获准创办，是长期禁止穆斯林以阿拉伯文印刷政策下一个受到严格管控的例外。印刷所产量有限，手抄书籍仍占主导地位，这表明获准使用一项新技术并不等于制度开放——印刷所受到监控，以保护宗教和政治权威免受思想传播造成的冲击。

禁令与许可

1445年，约翰内斯·古腾堡在美因茨引入印刷机后，活字印刷术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区。然而，在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于1485年颁布敕令，明确禁止穆斯林以阿拉伯文印刷。苏丹塞利姆一世于1515年进一步重申这项规定。直到1727年，奥斯曼帝国境内才准许开办第一家印刷所；距最初颁布禁令已逾两个世纪。

这项许可来自苏丹艾哈迈德三世颁布的一道敕令，准许易卜拉欣·穆泰费里卡开办印刷所。敕令将西方印刷技术形容为即将揭下面纱的新娘，但这种欢迎的比喻受到严密监督的限制。国家并未准许不受限制地印刷，而是规定印刷活动须遵循特定条件，使印刷品接受审查。

监督与有限产量

敕令规定，由三位宗教和法律学者负责校对——伊斯坦布尔、塞拉尼基和加拉塔的卡迪，以及卡西姆帕夏梅夫莱维修道院的一位宗教学者。明面上的目标是确保印刷书籍没有错误。实际上，这种安排使新印刷所须接受指定小组的审查，书籍通过审查后方可流通。

穆泰费里卡的印刷所于1729年开始运作。到他于1743年停业时，印刷所仅印制了十七本书。他的家人试图继续这项事业，但直到1797年放弃经营前，也只成功再印制七本。有限的印刷记录尤其清楚地表明，引入一项技术与允许它改变社会之间存在区别——印刷所虽已设立，但影响范围依然狭窄。

印刷术、识字率与权威

印刷术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传播持续落后。在埃及，第一家印刷所于1798年由随拿破仑·波拿巴同行的法国人创办；当时，拿破仑试图攻占埃及，但最终未能成功。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后很久，奥斯曼帝国的书籍仍主要由抄写员手工抄录已有文本。在十八世纪初，据说伊斯坦布尔有八万名抄写员，这表明旧有体系仍然十分普遍。

这本书将这种抵制与识字能力及知识获取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联系起来。书中估计，1800年奥斯曼帝国公民中只有百分之二至三识字；相比之下，英格兰成年男性的识字率为百分之六十，成年女性为百分之四十。书中认为，这种差异并非单纯源于机器是否可用，而是与支配机器使用方式的制度有关。书籍能够让更多人接触新的经济思想，削弱那些通过口头传授知识者的控制力，并使挑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思想得以传播。苏丹和宗教当局畏惧这种创造性的冲击；限制印刷有助于保护现有的权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