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决定性的政治突破，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现代化。全会于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认可了谨慎的农业改革试验，也反映了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对比的变化。全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新的政策方案，还在于促成这些方案得以实施的政治角力。

全会前的政治角力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采取行动对付四人帮，在一个月内将其逮捕，并于1977年3月恢复邓小平的职务。此后，邓小平鼓励公众批评文化大革命，并让曾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以此扩大影响力。华国锋无法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势力有所削弱；与邓小平不同，他在权力中心也缺乏广泛的人脉网络。

邓小平通过一系列讲话挑战华国锋的政策。1978年9月，他明确批评“两个凡是”，并主张政策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也借助公众压力向华国锋施压。1978年，北京民主墙运动中，人们张贴对国家问题的批评，成为这种压力的一种突出表达。

改革提议

1978年7月，邓小平的支持者胡乔木提出了经济改革原则。他主张，企业应在生产决策方面拥有更多主动权和权力；价格应有助于调节供求，而不是单纯由政府制定；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总体上应当减少。这些提议挑战了既有安排，但随着辩论展开，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

决策与近期方向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作出突破性决策——尽管华国锋反对，党仍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现代化。全会还宣布在部分省份谨慎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旨在削弱集体农业体制，并增强农民的经济激励。

全会提出的农业试验是最初的一步，并非后来变革的全部内容。次年，中央委员会承认“实事求是”原则，并宣布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邓小平继续为其支持者争取党、军队和政府中的关键职位，在逐步削弱华国锋支持者的同时，建立平行的权力基础。

政治后果与改革

全会的决定是影响力更广泛地转向邓小平和改革派的一部分，并非由团结一致的领导层毫无争议地发起的变革。到1980年，华国锋已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到1982年，华国锋已被撤出中央委员会。邓小平的人事调整持续至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和1985年9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比较1980年和1985年，二十六名政治局成员中有二十一人、十一名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成员中有八人、十八名副总理中有十人发生了更替。

邓小平和改革派掌握国家权力后，政策变革的范围超出了全会上宣布的谨慎省级试验。到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普遍推行。1985年，国家强制征购粮食改为较为自愿的合同，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行政管控大幅放松，国有企业获得更多自主权，并指定十四个开放城市以吸引外国投资。因此，全会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围绕领导权和发展方向的政治斗争，演变为中国共产党治理重点的转变，为大规模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但这一结果并非事先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