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刚果独立结束了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却没有打破将权力和财富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的制度模式。本文将独立视为一次决定性的政治转型，但并非经济或制度上的重启——榨取性安排依然存在，而一个由众多前殖民社会拼合而成的国家，难以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权威。

殖民统治与继承下来的秩序

后殖民刚果的历史置于权力长期集中的背景之下。在前殖民时期的刚果王国，国王和精英从奴隶制与种植园中获益。若要改革经济制度以保护个人产权，就会威胁这些安排所带来的财富；要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改革，也必须限制国王的政治权力。国王拥有五百名火枪手这一例子，凸显出仅仅承诺废除奴隶制为何不足以保证这一承诺能够持久。

欧洲统治加剧了刚果盆地的人身权利和产权保障缺失。十九世纪末的瓜分非洲期间，殖民统治再造了榨取性制度和政治专制主义，使少数人得势、而多数人受损。比利时殖民者，尤其是利奥波德二世，成为这一秩序的受益者。因此，独立是在一个未能建立可靠权利保障或广泛惠及民众的经济制度的殖民时期之后到来的。

独立与榨取的延续

刚果于1960年独立时，其经济制度、激励机制和经济表现延续了早先的模式。榨取性政治制度继续支撑榨取性经济制度；在本文的论述中，独立改变了国家的正式政治地位，却没有改变权力与经济收益的分配方式。

本文并未将这种延续归因于国家贫穷，或其公民与政治人物缺乏知识，并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解释的核心在于政治权力——当精英的利益在于榨取收入并维持自身权威时，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保障产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或促进经济进步。由此，殖民统治留下的制度遗产在主权移交之后仍然延续。

覆盖范围有限的国家

殖民者将刚果建成一个统一政体，把许多前殖民国家和社会纳入其中。设于金沙萨的中央政府对这个幅员辽阔、社会多元的领土大部分地区缺乏控制力。因此，政治权力缺乏集中，是精英榨取之外的另一项独特问题——国家可以被用来让接近权力的人中饱私囊，却仍然难以将统治延伸到全国各地。

20世纪60年代，加丹加和开赛两省威胁脱离国家，中央政府不得不请求外国援助来阻止它们。此事展现了一种矛盾——国家统治者能够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但国家本身却缺乏治理其各个地区的权威。本文将这种弱势与国家濒临崩溃的状态联系起来，并指出刚果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共有这一特征。

蒙博托与独立后的模式

独立后的秩序在约瑟夫·蒙博托统治下延续；他的统治从1965年持续到1997年。蒙博托执政期间，刚果几乎持续经历经济衰退，贫困也日益加剧；他被劳伦特-德西雷·卡比拉推翻后，衰退仍在继续。蒙博托建立了高度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使民众陷于贫困，而他本人及其周围被称为“洛斯·格罗斯·莱古姆”的精英则积累了巨额财富。

蒙博托在该国北部出生地加巴多利特的宫殿，将这种不平等具体呈现出来。当地机场大到足以容纳一架超音速协和式客机；他经常向法国航空公司租用该机前往欧洲，在那里购买城堡，并拥有布鲁塞尔的大量土地。这些细节进一步凸显了民众的贫困与统治集团的巨额财富之间的反差。1973年，蒙博托推行的扎伊尔化计划大规模征收外国经济利益，但他统治下的国家仍然缺乏中央集权，面对各省的分离行动时也不得不依赖外援。

历史意义

本文以刚果为例，说明独立本身未必能够带来繁荣。当正式统治者发生更替时，榨取性制度仍可能存续，尤其是在政治权力依旧集中于从榨取中获益的人手中时。要建立更加繁荣的社会，需要建立保护权利并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但这些变革也会威胁统治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因此，本文将1960年的独立视为漫长制度史中的一个关键转折，而非与过往彻底决裂的时刻。权力集中、权利缺乏保障以及中央权威有限等状况持续存在，有助于解释刚果为何依然贫穷；本文将原因归于继续服务于掌权者利益的制度，而非地理、文化或民众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