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班达群岛大屠杀，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杀害群岛几乎全部人口而夺取班达群岛的事件。总督扬·彼得斯宗·库恩借此消除了缺少中央权威、无法迫使其授予垄断权的问题，随后将群岛改造成种植园社会。由此取得的肉豆蔻衣和肉豆蔻控制权为公司带来了商业收益，却摧毁了班达人在政治上的独立，并促使东南亚各地更广泛地退离贸易。

垄断面临的障碍

班达群岛不同于安汶。在安汶，荷兰人能够接管既有的贡赋和强迫劳动制度，并加以强化，以提高丁香产量。班达群岛则由若干小型自治城邦组成，实际上是通过公民集会治理的城镇。当地没有可以向其施压、迫使其签署垄断协议的等级体系或中央统治者，也没有公司可以据为己有、用来控制香料供应的既有贡赋制度。

这种政治组织起初使荷兰人不得不与英国、葡萄牙、印度和中国商人竞争。公司若不支付高价，班达人就会把香料卖给这些竞争者。因此，荷兰人通过常规商业手段垄断肉豆蔻衣和肉豆蔻的计划已经失败。班达群岛与安汶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在班达，公司无法仅靠接管统治者现有的权力来控制生产。

库恩的进攻与种植园秩序

库恩采取的替代办法，是强行建立垄断所需的政治结构。1618年，他在爪哇建立巴达维亚，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新首府；1621年，他率领舰队驶往班达。公司的武装力量杀害了几乎全部人口，估计约有一万五千人。群岛的领袖与其他居民一同遇害；只有少数人幸存，人数仅够保留生产肉豆蔻衣和肉豆蔻所需的知识。

杀戮之后，公司有计划地重新分配土地并安排控制权。库恩将群岛划分为六十八块土地，分配给六十八名荷兰人，其中大多数是公司现任或前任雇员。幸存的班达人教会新的种植园主如何生产香料。种植园主可以从公司取得被奴役者，让他们迁居群岛并从事种植园劳动；他们还必须按固定价格将香料卖给公司。因此，大屠杀不仅消除了抵抗，也为一种以公司控制土地、劳动力和销售为基础的经济扫清了道路。

商业成果与人命代价

这一制度实现了公司控制生产的直接目标。到十七世纪末，荷兰人已将全球香料供应量削减约百分之六十，肉豆蔻价格则翻了一倍。这些数字显示了垄断带来的商业后果，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生命代价——约一万五千人的人口几乎被彻底摧毁，只为让一小群与公司有联系的种植园主控制群岛的高价值作物。

由此形成的秩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具有攫取性。荷兰人没有以班达群岛的自治公民制度为基础发展，而是用种植园所有权，以及对作为买家的公司的强制依附，取代了维系这些制度的人群和机构。因此，群岛的商业重要性与其独立社会遭到暴力摧毁密不可分。

区域性转折点

这场大屠杀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其扩张至香料群岛及更广阔区域的战略之一。公司的扩张助长了东南亚长期商业增长的逆转；这种增长始于十四世纪。即使没有被公司直接征服和摧毁的政体，也转向内顾、放弃贸易，或停止种植供出口的作物，以免招致荷兰人的干预。

即使没有在每个地方发生大屠杀，这种威胁也足以影响决策。1620年，爪哇的万丹砍倒了胡椒树，希望借此说服荷兰人不再干涉。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则因害怕公司以香料生产为由挑起冲突，而避免种植有价值的香料。更广泛的结果并不只是荷兰人控制了班达群岛的收成——公司的行径及其强制力使退出商业活动看起来比参与区域贸易更安全。

这场破坏所造成的长期影响无法确知。班达、亚齐或缅甸的独立城邦或许会随着贸易扩张，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它们的发展道路也可能以其他方式不同。书中的论点是，欧洲干预剥夺了班达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机会，并促使其他地方采取退缩策略。依照这一叙述，大屠杀既是一次具体的征服行动，也是一个影响向外扩散的转折点，压缩了原住民社会发展的前景和商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