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决定性转折点——这发生在恐怖统治之前；在恐怖统治期间，革命暴力从贵族和反革命人士扩展到革命阵营中的知名人物。本书并未将这两人被处决描述为孤立事件，而是将其置于一系列宪政变革、战争、激进化和制度逆转之中；这一系列事件的后续结果仍有偶然性。

从君主立宪制到战争

革命此前已经瓦解了旧制度的若干重要特征。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废除了封建制度以及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特殊特权。这些改革并未确定革命的走向——相互竞争的社会愿景使议会分裂，激进俱乐部兴起，贵族则逃离法国，并敦促国王与议会决裂，甚至可能寻求外国援助。

议会于1791年9月29日通过宪法的最终版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宪法宣布男子权利平等，废除封建义务和捐税，并取消行会施加的贸易限制。尽管法国仍是君主国，国王的职权却受到严格限制。次年，由奥地利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发动战争，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革命的局势。

处决与激进化

战争增强了革命者和民众的决心，其中包括无套裤汉；这个名称源于他们买不起时髦的及膝马裤。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先于恐怖统治；革命政治由限制王权的宪政框架转向更加激进、暴力的阶段。这一事件次序十分重要——本书指出，战争是加剧激进化的力量，并将这两人被处决置于恐怖统治的前夕，而非视为此后所有发展的独立成因。

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领导的雅各宾派掌权期间，恐怖统治处决了数十名贵族和反革命人士。暴力也波及革命领袖——曾经广受欢迎的布里索、丹东和德穆兰都在被处决者之列。因此，革命的强制手段不仅针对旧制度的捍卫者，也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人物。

恐怖统治之后

恐怖统治逐渐失控，于1794年7月结束，其领导人也遭到处决，其中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随后，在1795年至1799年间，法国督政府时期带来了相对稳定；之后，权力集中于由杜科、谢耶斯和拿破仑·波拿巴组成的三人执政府。执政府很快转变为拿破仑的个人统治。

从1799年至拿破仑于1815年最终战败，法国军队屡获胜利，包括在奥斯特利茨、耶拿—奥尔施泰特和瓦格拉姆的胜利；这些胜利帮助他在广阔领土上推行改革及其法典。他倒台后，政治趋于保守，权利受到更多限制，君主制在路易十七统治下复辟。从本书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些逆转延缓了包容性更强的政治制度最终出现，却没有阻止其出现。

在本书历史论述中的位置

这两人被处决属于本书对关键转折点的论述——关键转折点是打破既有政治与经济力量平衡、并能大幅改变制度发展轨迹的重大事件或事件汇合。这样的转折点具有双重影响。它们可能开辟一条远离攫取性制度的道路，也可能加剧这类制度的发展；两种结果都不是必然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争与恐怖统治说明，剧变能够带来激进变革，同时也可能造成暴力和随后的倒退。

本书还强调，结果取决于关键转折点与既有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制度差异是在充满偶然性的冲突和渐进式制度漂移过程中形成的；当剧变到来时，这些差异会影响社会作出的回应。因此，这两人被处决属于一段关于可能性与逆转的历史，而非一条必然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推翻君主制便能保证政治包容持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