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当时朝鲜军队入侵韩国，打破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形成的两个地区之间脆弱的和平。入侵与撤退不仅分裂了国家，也拆散了家庭——黄炳元留在南方，而他的兄弟被带到了北方。两人分离长达五十年，战后的局势则成为两条截然不同的制度与经济发展道路的起点。

分裂与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一个月内，朝鲜半岛以三十八线为界，被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美国管理南方，俄罗斯管理北方。分裂先于战争发生，但由此形成的政治分隔成为这场冲突及其后不同制度发展的背景。

1950年6月，朝鲜军队入侵南方，起初一路推进并占领了首尔。然而到了秋天，朝鲜军队开始撤退。军事形势的逆转也使黄氏兄弟遭遇个人命运的分离——黄炳元躲藏起来，避开了被征召加入朝鲜军队，留在南方并做了药剂师。他的兄弟是一名医生，在首尔为受伤的韩国士兵治疗；军队撤退时，他被带往北方。

持续五十年的分离

直到2000年，朝韩两国政府同意开展有限的家庭团聚计划，兄弟俩才再次见面。他们在首尔重逢，使政治分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黄炳元的兄弟已成为朝鲜空军的一名医生；在军事独裁体制内，这算是相对不错的职位，但他的境况仍比兄长预想的贫困得多。

兄弟俩的交谈揭示了种种限制如何渗入日常生活。黄炳元的兄弟没有私人电话；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儿有电话，但打电话必须使用密码。他拒绝收下钱，因为担心带钱回去后政府会索要。甚至他重逢时穿的外套也是政府借给他的，因此不能把兄长的外套带回去。尽管他说自己生活得不错，黄炳元却觉得他看起来瘦弱、身体欠佳；他还回忆说，分别时兄弟似乎很紧张，仿佛有人在监听。

两条制度发展道路

本书将这个家庭重聚的故事置于二十世纪末已然显现的巨大生活水平差距之中。韩国人的生活水平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相当；朝鲜人的生活水平则更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约为韩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书中还对比了预期寿命——朝鲜人的平均寿命比韩国人少十年。卫星图像为这些指标提供了直观的对照——由于缺乏电力，朝鲜夜间几乎一片漆黑，而韩国则灯火通明。

这些差异并非源远流长；本书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并不存在这种差异。1945年以后，两国政府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组织经济。韩国早期制度受到李承晚的影响；他是一位反共领袖，曾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并于1948年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出任总统。在李承晚及其继任者朴正熙执政期间，韩国都不是民主国家。然而，两人都治理着一个承认私有财产权的市场经济；1961年以后，朴正熙运用国家权力向成功企业提供信贷和补贴。

在金日成领导下，朝鲜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金日成曾是反日共产主义游击队员，在苏联支持下于1947年前后确立了独裁统治。他在主体思想体系下推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取缔私有财产并禁止市场交易。限制不仅涉及经济活动，也延伸至生活的其他方面；金日成及其后来的儿子和继任者金正日身边的小规模统治精英则不在此限。书中将这种制度安排与持续的经济停滞联系起来。

战争更深远的意义

在韩国，支持投资的经济制度与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并行，带来了较高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企业依托受过教育的人口，并受益于鼓励投资、工业化、出口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因此，韩国成为东亚快速增长的“奇迹经济体”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分裂约半个世纪之后，南方的增长与北方的停滞使两地之间出现了十倍差距；朝鲜的经济灾难还导致数百万人挨饿。

因此，在本书中，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使兄弟分离的军事冲突，也在于它是一个曾经统一的国家历史上的转折点。南北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被视为反驳地理、文化或领导人无知等解释的证据。决定性的差异在于三十八线两侧建立起来的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为民众创造或剥夺的激励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