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音乐剧

斯大林主义音乐剧是一种流行的苏联电影类型，呈现出集体生活的田园诗般的公共形象——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幸福的，不当行为能够得到纠正，甚至动物也与人们一同庆祝。在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论述中，这个和谐的银幕世界与该类型所处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将它与谢尔盖·爱森斯坦《伊凡雷帝》中怪诞的政治奇观并置，就能看到——它构成了一种文化欢快的公共面貌，而这种文化的另一种电影表现形式则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权力淫秽的一面。

类型与银幕上的社会和谐

这一类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兴盛至五十年代初。齐泽克将它与那些看似最有资格代表斯大林主义电影的英雄主义战时史诗、历史史诗和革命史诗区分开来。他反而称音乐剧为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类型，尤其是所谓的集体农庄音乐剧。柳博芙·奥尔洛娃被描述为这些影片中最伟大的明星，其地位可与好莱坞的金杰·罗杰斯相比。

文中列举的代表影片包括《欢乐的孩子们》（又名《牧羊人科斯佳》）、被称为斯大林最喜爱的电影的《伏尔加，伏尔加》，以及标志着这一类型走向终结的《库班地区的哥萨克人》。这些影片描绘的社会世界中没有叛徒。惹麻烦的角色是投机取巧者、懒惰之人或轻浮的诱惑者；到了结尾，他们会经由再教育和自愿重新融入社会而复归其中。因此，冲突受到控制——混乱并未揭示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成为共同体能够吸纳的暂时偏离。

这种解决方式塑造了影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影片将日常生活表现为从根本上幸福，社会整体甚至能够重新接纳行为不端者。影像还将这种和谐延伸至人类与动物生命的边界之外——猪、牛和鸡都与人们一同跳舞。这种效果不只是营造了令人愉悦的环境，更呈现出一种集体秩序的愿景，仿佛每一种生灵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这种令人宽慰的图景与爱森斯坦对权力和政治暴力的呈现相对照时，其意义便更加突出。

爱森斯坦对权力的反向图景

在《伊凡雷帝》中，爱森斯坦描绘了齐泽克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热月时期的力比多经济。影片第二部将唯一一卷彩色胶片留给一座大厅，那里正在上演狂欢节式的纵欲盛宴。普通的权威关系在此被颠倒——伊凡让痴人弗拉基米尔成为新沙皇，授予他帝国徽章，随后自己拜倒在他面前并亲吻他的手。统治者以臣服姿态进行的表演使这种颠倒显现出来，而场景设置则将政治权力置于虚幻且刻意戏剧化的奇观之中。

大厅场景由伊凡的私人军队奥普里奇尼克领衔，他们以合唱和舞蹈演出一种好莱坞与日本戏剧的特殊混合形式。歌舞节目将愉悦的娱乐与想象中对统治者敌人的毁灭结合起来。影片先描写一顿丰盛的宴席，随后合唱团追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名奥普里奇尼克独唱者给出答案——歌曲将期待转化为对政治清除的庆祝。重点不在于这一场景与集体农庄音乐剧中和谐的社会世界相似，而在于音乐带来的愉悦也能成为一种媒介，承载隐藏在法律及其公共权威之下的淫秽内容。

在齐泽克的论证中，这一对照赋予了该类型更广泛的意义。音乐剧呈现出令人安心的公共世界，社会问题最终都以重新融入社会告终；爱森斯坦的影片则使斯大林主义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显现出来，在那里，政治暴力呈现出令人不安、又带有享乐色彩的戏剧形式。齐泽克将这种差异置于一个历史转变之中——曾与具有解放性的列宁主义爆发相关联的破坏性能量，在斯大林主义秩序中已成为法律淫秽的一面。音乐剧并未在文中所述场景中描绘这一面，但与爱森斯坦的反向图景相对照时，它们对恒常幸福的描绘便获得了意义。

未拍摄的续篇

爱森斯坦对狂欢节式场面的构想并未止于《伊凡雷帝》第二部。影片未拍摄的第三部剧本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夜间纵欲盛宴。在这个计划中的场景里，伊凡和奥普里奇尼克举行一场被设计成黑弥撒的饮酒宴会，他们在日常衣服外套上黑色僧袍。亵渎神圣的场景构想原本会明确揭示政治权力隐蔽的一面。由于第三部仅以剧本而非拍摄完成的片段留存，它证明的是续篇曾有过这样的构想，并非观众在完成影片中看到的场景。

与好莱坞的交流

在齐泽克的论述中，苏联音乐剧与好莱坞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苏联电影制作者试图建立苏联版的好莱坞制片体系，但影响也从苏联电影流向好莱坞。他指出，人们熟悉的金刚立于帝国大厦之巅的形象，呼应了一项构成主义风格的苏维埃宫殿设计方案；那座建筑顶部原计划矗立一尊巨大的列宁雕像。

一场更直接的交流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当时好莱坞拍摄了自己的集体农庄音乐剧版本——《北方之星》。这部影片是三部明确支持斯大林、作为战时宣传而制作的电影之一。其创作人员包括编剧莉莲·海尔曼、作词者艾拉·格什温，以及作曲者亚伦·科普兰。齐泽克认为，它对集体农庄生活的描绘并不比苏联范本少几分理想化。这个例子使苏联宣传与好莱坞娱乐之间任何简单的划分都变得复杂——即便服务于战时目的，两者之间的形式与影像仍在跨越界线流通。

更早的音乐化审判秀

齐泽克将音乐形式对政治审判的呈现，与迪士尼一九三五年的动画片《普鲁托的审判日》中的一个更早例子并置。普鲁托在火堆旁睡着后，梦见猫咪将他送上法庭，给他贴上公敌的标签，并判处他火刑。他醒来时，梦中想象的火与眼前真实的危险相连——附近的火可能会烧到他的尾巴。这场动画中的审判以歌舞节目形式展开，并以反讽方式引用流行歌曲，其中包括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日本天皇》中的一段曲目。

这一比较在时间上也有对应关系——动画片上映的一九三五年，也是莫斯科审判的第一个重要年份；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开展针对黑帮公敌的公开行动。齐泽克并未将这部动画片视为苏联电影或集体农庄类型的一部分。相反，它提供了一个更早的先例，展现音乐娱乐与政治审判秀如何结合。将它与爱森斯坦及斯大林主义音乐剧并读，可以看到轻松的大众形式如何呈现审判与惩罚，同时又将这种政治结构纳入表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