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安德伍德

珍妮·安德伍德是布拉德利免费诊所的执行主任，也是鲍比·贝利斯的母亲。鲍比死于掺有芬太尼的海洛因，这促使她成为罗阿诺克希望倡议的第一位志愿天使。她的工作融合了两种往往彼此隔绝的知识——一方面是管理为工薪贫困群体服务的诊所所积累的专业视角，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位曾试图为自己孩子寻找成瘾治疗途径的家长所获得的切身认识。在希望倡议中，她把这些经历转化为对寻求照护的家庭和个人的直接帮助，同时也直面志愿者项目在充满缺口的治疗体系面前所能发挥的作用何其有限。

家庭丧亲与治疗迷宫

鲍比因滑雪受伤接受前交叉韧带手术后，服用处方奥施康定并因此上瘾；此后七年间，安德伍德眼看着他辗转于康复机构和监狱之间。在三年刑期期间，他参加了戒毒治疗，并接受暖通空调熟练工培训。获释后，他在缓刑期间回到罗阿诺克，找到工作，住在母亲的地下室里。安德伍德以为他过得不错。然而，出狱三个月后，他与旧友见面，吸食了一剂掺有芬太尼的海洛因；安德伍德发现他死在地下室里。

鲍比经历中的种种细节，让安德伍德能够异常具体地描述治疗障碍。她曾在他的衣橱里发现藏起来的皮下注射针头，它们被包在他的婴儿毯里，与童年纪念物放在一起。当时，她并不明白药片与海洛因之间的联系；她回忆说，当家长发现孩子在注射毒品时，自己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该如何应对的指导。即使她从事医疗保健工作，也没有为她做好准备，让她能够应对隐私规定以及阻隔家庭与有效治疗的其他障碍。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恰恰在成瘾让家庭难以知道该向谁求助之时，人们却要求他们自行设法穿越复杂的体系。

成为希望倡议志愿者

2015年秋，安德伍德参加了希望倡议的首次会议。她当时不仅是一家非营利医疗诊所的负责人，也是一位母亲；那年六月，她的儿子是死于掺有芬太尼的海洛因的四人之一。拟议中的项目设在老西南区的布拉德利免费诊所，将为寻求帮助的人安排受过培训、被称为“天使”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会为参与者提供指导，并帮助他们联系治疗服务，以及住房、心理健康和就业资源。这项工作旨在弥合医疗保健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让家庭独自跨越这道鸿沟。

安德伍德成为该倡议的第一位天使，并告诉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警察局长，她愿意加入。项目开展的头几个月里，她让参与者拨打或发短信到自己的私人手机。有些联系她的是悲痛的家长，想找一位理解他们丧子之痛的母亲；另一些则是寻求帮助的人，或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她随时准备回应，使项目显得亲切而容易接近，但这也意味着，一位志愿者可能变成非正式的危机服务提供者，却没有这种角色所需的人员配置或专业支持。

一名年轻的吸毒者马修告诉安德伍德，他有自杀念头；由此，项目的局限变得痛苦而清晰。几天里，他们多次交谈，但就在马修原定前往诊所的前一天，他自杀身亡。安德伍德说，这段经历让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处危机中心，而自己已经力有不逮。次周，一名由警方带到诊所的女子在里面显出药物过量的迹象；工作人员呼叫了急救服务，并使用了数剂纳洛酮才使她苏醒。尽管安德伍德发短信跟进，她仍没有再回来。每一次接触都需要立即应对，而下一步如何实现持续治疗，却依然没有着落。

重压之下的工作

项目早期的数据反映出联系上求助者与确保他们得到照护之间的巨大差距。首月有二十二人来到希望倡议。有些人持续打电话、发短信，并多次表达接受治疗的意愿，但没有人进入住院治疗，只有少数人获得了门诊药物辅助治疗。安德伍德工作的地方，有时会有人在诊所停车场吸毒；警方选择不干预，因为他们明白，逮捕可能会让人不敢前来求助。起初，她并不认同减害方法或药物辅助治疗，但随着种种障碍越来越难以忽视，她努力保持开放态度。

一个尤其棘手的案例涉及约翰，他吸食海洛因已有十年，曾是鲍比的朋友和同伴吸毒者。约翰试图在家戒毒后，家人趁他病情严重时把他送到医院。安德伍德在急诊室陪伴他和他的亲属八小时；他艰难熬过戒断时，她一直安慰他。她安排了一个难得的直接转诊，让他从医院转入戒毒治疗，免去等待床位的过程，但这次交接并未消除他中断治疗的风险。到了第三天，约翰已经在请求父亲带他回家。

约翰即将离开戒毒中心时，一名与他父亲合作的希望倡议志愿者为他安排了州外治疗中心的床位。安德伍德帮助促成转院——她说服戒毒中心让他多留一天，并安排约翰与家人在院外见面，因为该中心不允许他们在院内会面。家人把这次会面谎称为门诊咨询，好让约翰愿意赴约；他的父亲还聘请了一位退休警察，如有必要便护送他去接受治疗。安德伍德后来承认，她曾借由约翰与鲍比的情谊来劝说他。这一事件表明，要把一次医院就诊转变为获得长期治疗的机会，可能需要多少协调和个人介入。

危机的规模

安德伍德开展工作期间，药物过量求助电话急剧增加——2016年头六个月，罗阿诺克市和罗阿诺克县共记录了八十五起芬太尼过量求助电话，而上一年同期为三十八起。当地临床医生和希望倡议的组织者试图建立更顺畅的转接机制，让患者从急诊照护转入药物辅助治疗和咨询服务，但他们面临治疗服务提供者和戒毒床位短缺，以及官僚、经济和法律障碍。一项旨在改善这一转接流程的拨款申请未获成功。建立协调应对机制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但提供这种机制的条件仍不齐备。

安德伍德自身的疲惫也成了这些局限的一部分。一个星期六，她在工作时因压力相关的眩晕昏倒，需要紧急医疗救助。项目精心维护的参与者电子表格可以记录联络情况和求助意愿，却无法创造住院床位、扩大药物获取途径，也无法确保有人留在治疗中。安德伍德投入这项工作时，希望帮助人们穿行于这个体系；她逐渐发现，即使志愿者愿意打电话、陪伴家人，或继续接听电话，这个体系仍可能在多个环节失灵。

公共沉默与持续投入

到2017年初秋，鲍比去世十四个月后，安德伍德越来越绝望，因为反复发生的药物过量和死亡并未带来更多公众关注。鲍比的旧友仍会来希望倡议求助。其中一些人吸毒将近十年，早已厌倦自己的生活，却又害怕戒掉。一名访客得知安德伍德是鲍比的母亲后，情绪崩溃；他自己的母亲曾开车送他到诊所，却因羞愧而坐在车里等候。安德伍德遇到的不仅是成瘾者的孤立处境，还有让他们的家人彼此疏远的羞耻感。

她还试图让公共机构正视这场危机。在向当地学区委员会和县官员发言时，她描述了隐谷正在发生的情况，并要求支持风险预防工作。她当初曾选择隐谷学区，希望那里较为富裕，能成为养育孩子的理想之地；然而，社区的富足并没有阻止成瘾，羞耻和不作为反而让问题继续隐而不见。安德伍德发言后，整个房间陷入沉默。学区委员会拒绝支持该项目，县政府则照例拨款两千美元。

安德伍德的意义，体现在她愿意提供帮助与能够让帮助持续下去的资源之间的落差。鲍比的死让她加入希望倡议，但她在诊所的经历和遇到的个案，使疫情中的制度失灵变得具体可见——一个人或许能够找到医院、志愿者或戒毒中心，却仍可能遭遇没有床位、治疗延误或转接中断。她的服务并未解决这些失灵。她通过一次次倾听、打电话、陪伴家庭并不断尝试，让这些失灵造成的人道代价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