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芒波尔

斯宾塞·芒波尔既是罗阿诺克郊区海洛因流行危机的参与者，也是衡量这场危机的一个缩影——他曾就读隐谷高中，因卷入一起致命过量事件而入联邦监狱，后来则是一名戒瘾者，以武术为中心建立起自律的生活。他的故事将一项具体责任——斯科特·罗斯去世前的那笔交易——与更广泛的成瘾、家庭悲痛、监禁以及重返家园这项前景未卜的努力联系起来。

背景与郊区流行危机

这场流行危机蔓延到富裕郊区后，并没有立刻引起关注。到二〇〇〇年代中期，海洛因已经进入罗阿诺克附近的住宅区，但直到著名珠宝商兼社区领袖金杰·芒波尔开车送自己染毒的儿子去联邦监狱，人们才开始广泛承认它的存在。斯宾塞从私立学校学生变成囚犯，成为这场危机进入公众视野的故事之一。二〇一二年，他被定罪的消息登上报纸头版后，忧心忡忡的父母开始来到金杰的珠宝店；有些人开车两个小时，只因为想不到还有别处可以求助。

斯宾塞的经历并非始于被捕。母亲送他去过十五家戒治机构，但他有八年时间一边吸毒一边贩毒，直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警方通报中。二〇〇九年，当地警方在一次突袭中缴获了他的毒品；据斯宾塞回忆，警方威胁说会等他再犯错，好让他们以更多罪名起诉他。警方的说法则更为审慎——警员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一个较低层级的毒贩留在外面，以便对供应链上更高层的人建立案件。斯宾塞停止了贩毒，却认定自己仍可继续吸食海洛因而不被抓到。他让自己的毒贩住在家里，以此换取毒品——这个决定让毒品留在了他的家中，也为后来发生的事埋下伏笔。

这套模式属于书中描述的一个更大循环——有些使用者从处方药转向海洛因，并卖掉买来的部分毒品来筹钱再次购买；而依赖性使他们迫切地想避免戒断。海洛因通过社交网络并沿着八十一号州际公路在该地区流通；后来的一项调查绘制了新泽西州一名供货者与凯夫斯普林和隐谷的年轻使用者之间数千条信息的往来。这些更广泛的网络并不能抹去斯宾塞的个人选择，而是将他的选择置于一个毒品供应与成瘾沿着熟悉的路线、友谊和交易扩散的环境之中。

斯科特·罗斯之死与量刑

斯科特·罗斯来斯宾塞的公寓购买海洛因时，两人已有大约三年没见面，也就是从高中毕业后便再未见过。他们从来不是最要好的朋友，而是一起吸毒的伙伴，曾在另一名派对参与者家的地下室消磨时间；据斯宾塞和斯科特的母亲说，那名派对参与者的父亲允许他们在那里吸毒，还经常当着他们的面注射海洛因。斯科特来时，斯宾塞已经深陷毒瘾。

斯宾塞在这笔交易中充当中间人。斯科特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因过量用药死亡；斯宾塞和他的室友——提供毒品的毒贩——都进了监狱。斯宾塞认罪，并协助检察官抓获那名毒贩。毒贩被判二十年；由于斯宾塞在事件中的角色及其合作，他获得减刑，被判八年。

二〇一二年三月斯宾塞在联邦法院接受量刑时，斯科特的母亲罗宾·罗斯拿着儿子的裱框肖像走上证人席。她接连问斯宾塞，斯科特再也无法为她做的那些日常关爱之事该怎么办——等她老了去看望她、替她修剪草坪、和她共进晚餐，或在她临终时握住她的手。她的悲痛和愤怒显而易见，以至于詹姆斯·特克法官鼓励她在斯宾塞入狱前与他见面。这位法官被形容为一名和蔼的八旬老人，会与被告握手，还会带着自己的腊肠犬混种犬“小姑娘”来到法庭；他此前已经判处供货者二十年监禁。罗宾拒绝见面，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即使法庭上的相遇结束后，问责与宽恕之间的距离依然清晰可见。后来，斯宾塞在母亲帮助下起草了一封致罗宾的道歉信，并寄给罗宾的治疗师，让治疗师决定她什么时候坚强到足以读信。他提出自己获释后替她修剪草坪，也提出在狱中把祖母去世后留给他的遗产交给她。这些提议无法挽回斯科特的生命，书中也没有把它们描述成和解。后来，斯宾塞的母亲帮他去监狱报到时，罗宾说，知道他身陷囹圄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安慰。

斯宾塞揭示的成瘾问题

二〇一二年夏天，在斯宾塞同意的情况下，记者跟随他准备入狱，并在开车送他去上空手道课的途中录下谈话。在肯德基的午餐自助餐上，斯宾塞兴致勃勃地演示了一种监狱食谱——把番茄酱、塔巴斯科辣椒酱和烧烤酱的小包装混在一起。在戒毒法庭的毕业典礼上，他穿着一套对他来说过大的西装。一个星期六，他自愿与首次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青少年及其忧心忡忡的父母交谈；父母们认真倾听，想从中找出他的家庭出了什么问题。

他的坦率让这些交流既令人不安又有帮助。斯宾塞展示了注射留下的疤痕、被安非他命损坏后又经过四十小时牙科治疗修复的牙齿，以及在监狱里用走私进来的订书钉和凡士林与威娜洗发水混合物做成的纹身。他讲述了自己连续八天每小时服用一次黑市阿得拉——一种安非他命。他还回忆说，自己曾把毒品藏进电脑、掏空的记号笔、袜子，以及牛仔裤里面穿的运动短裤口袋里。这些藏匿方式的巧妙，与他给父母的建议并列呈现——把家里名称中含有“可待因”的药物清理掉、设定规矩，并在孩子违反规矩时追究责任。他用后果解释自己的过往：“我的问题是，惹上的麻烦得比得到的乐趣更大才行。”

这些建议出自一名年轻人之口，而他讲述的正是自己长期无法戒掉毒品的经历；他并非置身问题之外。斯宾塞说，警方找上门后，他停止了贩毒，却没有停止吸食海洛因；在他扭曲的判断中，让毒贩住在自己家里似乎并不妨碍他远离麻烦。斯科特来买海洛因时，后果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因此，斯宾塞面向公众的演讲带着书中保留的一种张力——他可以亲切坦诚地与父母交流，而他的过往也包括促成朋友死亡的那些选择。

家庭承受的重担也因孤立而加剧。二〇一二年，还没有脸书群组把弗吉尼亚州各地的父母联系起来，让他们交流康复治疗建议或实际支持。罗宾·罗斯觉得自己被贴上了失败父母的标签，独自承担了许多愤怒。斯宾塞被定罪后，金杰成了其他家庭寻求联系的对象；这让这场流行危机带来的私人后果更难继续隐瞒，尽管医疗保健和刑事司法体系之间的帮助依然支离破碎。

监狱、自律与获释

二〇一二年八月离家入狱前，斯宾塞已经两年多没有吸毒。他以肯波空手道取代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几乎每天训练，并用呼吸练习缓解对监禁的焦虑。在斯宾塞时而与亲生父亲疏远的那段时期，他的教练里克·佩雷斯成了他的父亲般的人物。佩雷斯还给他安排了可以在牢房里继续做的练习，包括沿着煤渣砖墙逐步向上点脚的慢速动作。

监狱没有让这套日常训练中断。尽管毒品被走私进监狱，斯宾塞仍保持戒断，坚持锻炼，并广泛阅读综合格斗方面的资料。联邦监狱局的电子邮件系统功能有限，因此金杰一次复制一大段文章，为他提供格斗选手的资料。通过她，他联系了格斗选手和训练馆老板寻求建议。武术也帮助他应对其他失落——女友离开了他，而佩雷斯因对一名十几岁的女学生实施猥亵行为而被捕入狱。

斯宾塞的身体变化十分显著，但并不意味着他简单地痊愈了。在此前一次被关押期间，他体重只有一百三十五磅，眼窝深陷，脸上长着疮。他在牢房里把装满水的垃圾袋用床单条绑起来做成重物，还用母亲给他的监狱商店钱，通过拿方便面和咖啡交换牛奶。二〇一七年二月，金杰从彼得斯堡监狱接他时，他一见到母亲便兴奋不已。他喊道：“我想跑过去抱你，可我还穿着这身囚服，我怕他们会开枪！”金杰回答：“没关系”，并告诉他自己会跑过去。她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探望他，或往他的监狱商店账户里存钱，同时一再向检察官、律师、政界人士、假释官和法官请求让他提前获释。

那年八月，金杰从罗阿诺克的店里开车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中途之家；斯宾塞离开监狱后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他已戒断毒品七年，体重一百六十五磅；训练让他能够以每组五次的方式硬拉五百磅。书中记下这份力量，是将其作为具体成就，而不是监狱未给他留下伤害的证据。斯宾塞说，监禁让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独自在黑暗房间里睡觉让他紧张，开车也让他紧张。金杰大多数日子都带他去健身房，否则他就叫优步；二〇一二年他离开时，罗阿诺克还没有优步。他计划养一只服务犬，帮助自己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尚未完成的归返

斯宾塞希望在狱中完成学士学位，获释后则投身帮助有成瘾问题的年轻人，以此纪念斯科特。到二〇一七年，他正在考虑搬到弗吉尼亚州的另一座城市，为一家武术训练馆工作；他通过金杰联系上了那里的工作人员。这个计划取决于假释官是否批准，他不想透露城市名称。他把这次可能的搬迁称为地理疗法，但出狱后平凡生活的困难已经显而易见。

因此，他的故事并未以圆满的救赎告终，而是止于一个有条件的新开始。曾经瞒着母亲藏毒的男孩，变成了传递预防建议的男人；那个在斯科特致命过量事件中充当中间人的人写下道歉信，并提出实际补偿，而罗宾仍无法与他的监禁和解。七年的戒断、身体上的自律以及一份可能得到的工作，都为希望提供了真实依据；与此同时，创伤、假释监管以及一段比预期更艰难的过渡期依然存在。斯宾塞的故事将这些事实一并呈现——承担责任不能抵消成瘾，康复不能逆转死亡，获释出狱也不等于摆脱监禁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