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尤德尔

普渡制药总法律顾问霍华德·尤德尔身处公司法律辩护与针对其奥施康定营销行为的联邦案件交汇处。本书通过截然不同的叙述呈现他——公司称他是一位有原则的资深律师，他的家人后来也强调了他的正直；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因普渡制药欺诈性营销行为而承认犯有轻罪的高管。法庭程序结束后，这种对照仍然存在——尤德尔通过社区服务长期为退伍军人提供帮助，而他的儿子则一直认为这项定罪不公。

身份与职务

在诉讼、调查和公众审视不断增加的时期，尤德尔担任公司的总法律顾问。普渡制药公开坚称，针对该公司、由那些认为自己因奥施康定而成瘾的人提起的民事索赔，没有任何一项以和解告终；与此同时，据报道，其法律费用每月高达三百万美元，尚有二百八十五宗诉讼待审。其中一宗案件涉及前销售代表凯伦·怀特。她称自己因拒绝向她认为非法过量开药的医生推销药品而遭解雇；普渡制药则称，她被解雇的原因是业绩和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双方说法的分歧，使公司如何对待内部异议也成为其更广泛的法律与声誉危机的一部分。

2001年，两名员工因涉嫌企图盗窃数千片药丸而被捕，此后普渡制药的制造厂安保也受到审视。公司聘请鲁迪·朱利安尼及其咨询公司，以改善公司在政府官员中的形象。朱利安尼在幕后就一项涉及普渡制药旗下新泽西州工厂运营公司的罚款进行谈判；和解包括二百万美元的民事罚款，但不承认有不当行为，而负责药物流转管制的美国缉毒局官员此前曾主张处以一千万美元罚款。本书没有提供依据，证明尤德尔直接参与了这场谈判；但这一事件展现了他所领导的公司法律部门所面临的监管和政治压力。

联邦案件与认罪

2007年5月，联邦检察官宣布达成一项协议——普渡制药将承认犯有重罪虚假标示罪，其主要高管——包括尤德尔——则将承认犯有该罪名的轻罪版本。公司承认，六年来一直宣称奥施康定比即释制剂更不容易被滥用，也较不可能造成麻醉药物副作用。普渡制药同意支付六亿美元的罚款及其他处罚。高管们共计三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的罚款由公司代为支付。这些处罚相当于该公司从1996年推出该药到2001年间所得利润的约百分之九十；2001年，普渡制药停止使用一种说明书措辞，该措辞声称定时释放机制能降低药物被滥用的可能性。

这项和解并不意味着尤德尔的律师接受检方对他的道德定性。在量刑时，他的律师辩称，尤德尔本人并未做错任何事，而且在业界大多反对处方药监测时，他曾推动实施这类监测。她还提到，安全问题出现后，尤德尔曾敦促普渡制药将160毫克规格的药片撤出市场；美国人开始前往墨西哥获取该药后，他也曾推动暂停向墨西哥发货。这些说法构成辩方论据，意在将尤德尔个人的行为与公司承认的营销做法区分开来；但它们并未撤销他的认罪。

他的律师将这项定罪描述为对他个人的严厉惩罚，并辩称，监禁只会加重污名，却没有个人不当行为作为依据。其他高管的律师也强调了各自当事人的个人经历，并质疑轻罪认罪所暗示的含义。本书在记录这些辩护说法的同时，也保留了和解中双方认可的事实，并未将辩方叙述当作公司承认事实的替代。对尤德尔的描绘核心就在于这种张力——认罪使案件确立了刑事责任，但辩方以及后来他的家人仍然质疑，这种责任究竟说明了他个人怎样的为人。

量刑与家庭的质疑

对于失去子女的父母而言，和解金额再大，也没有回答追责问题。李·纳斯曾请求法官拒绝这项协议，理由是金钱无法对资源如此雄厚的普渡制药构成有意义的惩罚。她外出时会带着一只装有儿子兰迪骨灰的小铜瓮。在作证时，她对尤德尔和其他高管说，这些骨灰属于一名服用奥施康定后死亡的年轻人。此前，在凯伦·怀特的举报人案件审理期间，普渡制药的律师曾请求法官将这只骨灰瓮移出法院。纳斯当时对骨灰瓮被移走一事报以笑声，并坚信儿子的精神仍会在场；在量刑时，这只骨灰瓮让她的坚持化为实际，并呈现在公众面前。

纳斯朝高管们举起骨灰瓮，随后回到座位。她的举动将个体的丧亲之痛带入一场原本围绕认罪、罚款和法律条款展开的程序。这一事件无法说明尤德尔私下有何想法或感受；它所展现的是辩方关注他个人品格，与家属要求公司行为的责任人面对后果之间的距离。根据认罪协议，高管们无需服刑，但法官仍有权批准协议条款，并确定缓刑及社区服务的要求。

社区服务与晚年生活

尤德尔在康涅狄格州完成了法院命令的社区服务，在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为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技能辅导。此后，他创立了康涅狄格州退伍军人法律中心，帮助数百名退伍军人处理驱逐、荣誉退伍资格被撤销以及与物质使用有关的犯罪等问题。完成规定的服务时数后，他仍继续在该中心工作。迈克尔·弗里德曼也在那里从事社区服务。一家地方报纸将这些高管最初的服务描述为志愿工作，这种说法掩盖了服务最初由法院命令的事实；不过，尤德尔继续参与的时间超过了规定期限。

2013年，尤德尔因中风意外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一家地方报纸将他在退伍军人中心的工作描述为判刑所带来的救赎性结果。他的儿子杰弗里是一名前联邦检察官，对此着重强调了截然不同的方面。他回忆说，父亲在认罪时被采集指纹，接受了三年的监督释放，而且探望孙辈、跨越州界之前必须咨询缓刑监督官。杰弗里坚称，政府没有提出任何证明父亲有不当行为的证据，并称这项定罪是强加于一位他认为极有原则的人身上的侮辱。本书记录了这一家人的立场，并将其与认罪事实及公司承认的行为并置。

叙事意义

尤德尔的故事使惩罚与昭雪之间任何简单的二分都变得复杂。他的律师对其在普渡制药任职期间行为的叙述、公司的认罪、纳斯在公众面前的证词，以及他后来服务退伍军人的经历，各自呈现了衡量责任的不同方式。这项和解施加了重大的经济处罚并留下刑事定罪记录，但没有判处监禁；和解所规定的社区服务也促成了一项尤德尔选择继续从事的工作。与此同时，家属的证词拒绝让死亡沦为企业账目上的数字，而他儿子的辩护则拒绝让公司的认罪变成对父亲整个人品的裁断。本书将这些叙述并置，却不替它们消解分歧——尤德尔既可以被铭记为一位退伍军人权益倡导者，也可以被铭记为在奥施康定案件中被定罪的普渡制药高管，任何一项事实都不会抹去另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