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既是《十日谈》故事的出发点，也是不断变换的舞台——瘟疫使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空寂，为故事团聚集讲述提供了缘由；后来的故事则将政治动荡、奴役与归返置于意大利的岛屿和城市之间。这里的地理并非单纯的风景。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所遭受的损失，构成了全书转向讲述故事的背景；而发生在阿里盖托家族故事中的西西里、利帕里岛、贝里托拉之子被掳为奴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人们的遭遇，则展现了当地生活如何受到种种力量的冲击，被带往远离家园之处。

佛罗伦萨与瘟疫

1348年，一场从东方向西传播的疫病抵达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这里被描述为一座著名的城市，也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叙述提及天体影响和神意惩戒，作为疾病的可能解释，却强调人力措施无法遏止疫病。城中任命了官员清除污秽，禁止病人入城，也一再收到有关卫生的建议；虔诚的民众还举行祈祷和游行。然而，春天到来时，疾病仍开始显现其影响。

种种症状使这场危机变得切身而明确。腹股沟或腋下出现肿块，有时长得像苹果或鸡蛋那么大。之后，黑色或青紫色的斑块蔓延至手臂、大腿和身体其他部位。肿块和斑块都被视为死亡即将来临的确切征兆。从肉眼可见的标记发展到预期中的死亡，使这场疫病显得压迫而分明——疾病在身体上预告了结局。

三月至七月之间，据认为有十万多人死在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城墙之内。损失之巨，从空置的房屋和宫殿、没有继承人的家庭，以及日常时光骤然逆转中显现出来——早饭时还与亲友同席的人，到晚饭时便可能已经死去。在叙述转离这场浩劫之前，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几乎已空无一人。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七位年轻女子在听完弥撒后，身着哀悼服装，于七位女子相遇的圣玛丽亚·诺维拉教堂相聚。这次聚会表明，城市的灾难正是全书故事讲述开始时的直接背景。

西西里的政治动荡

故事也将意大利置于统治权与效忠关系的争斗之中。腓特烈二世去世后，曼弗雷德加冕为西西里王，来自那不勒斯的贵族阿里盖托·卡佩切则掌管该岛。查理一世在贝内文托战役中击败并杀死曼弗雷德后，西西里转入新的政治秩序。阿里盖托不愿臣服于其领主的敌人，便准备逃离；西西里人发现他的打算后，他和其他支持曼弗雷德的人遭到逮捕，并与该岛的统治权一同被交给查理。

这场变故迫使阿里盖托·卡佩切的妻子贝里托拉·卡拉乔洛及其子女离乡。她贫困且身怀有孕，乘船带着长子朱斯弗雷迪逃往利帕里岛，并在那里生下斯卡恰托。随后，她试图继续前往那不勒斯投奔亲族，但逆风将船吹至蓬扎岛。这一连串遭遇将西西里的政治变局与一个家庭被迫在附近岛屿间辗转的经历联系起来——权力的丧失化为离散、未卜的前途与逃亡。

岛屿、港口与被迫迁徙

这个家庭的旅程并未止于蓬扎岛。海盗劫走了船只，却没有发现贝里托拉夫人；在贝里托拉之子被掳为奴的热那亚，乳母和两个孩子成了分配给船主的战利品之一。梅瑟瓜斯帕里诺·多里亚把他们送到自家宅邸为奴。为了保护孩子，乳母隐瞒了他们的身份，告诉别人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并给朱斯弗雷迪取名为普罗奇达的詹诺托。在这个故事中，意大利各地标示着人物身份的接连变化——原本投奔亲族的旅程变成被迫登陆，抵达一户人家则意味着遭奴役和隐匿身份。

另一些旅程则表明，意大利的岛屿既是出发之地，也是归返之处。科斯坦察以为马尔图乔·戈米托已经死去，便独自乘船出发，被风吹至苏萨。后来，她在突尼斯找到仍然活着的马尔图乔；由于他献策有功，已受到国王赏识。两人结婚，随后带着财富返回利帕里岛。她的旅程先将故事带离意大利，之后又将它带回这座岛屿，使利帕里岛成为恋人在历经分离与危险后重逢的终点。

意大利城市作为公共舞台

意大利的城市也会成为私人恶行化为公开景象的场所。在威尼斯，人群聚集于里亚尔托，观看一场被宣称为狩猎的活动。等人群到齐后，这场所谓的奇观才揭晓——众人将揭穿一个乔装成野人的教士。人群认出了他，辱骂他，并向他投掷污物；最后，他所属的宗教团体成员将他带回修道院，人们相信他死在狱中。这个场景以威尼斯的公共空间为背景，展现了一场从安排好的娱乐骤然转为蒙羞的逆转。

在这些故事中，意大利既是损失集中的地方，也是连接家庭、岛屿、港口和政治领土的路线网络。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空荡的街道揭示了全书的危机，而西西里的统治权更迭，以及经由利帕里岛、蓬扎岛、贝里托拉之子被掳为奴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旅程，则赋予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以具体的人间后果。在意大利各地的迁徙可能意味着逃脱、流亡、被俘、隐匿身份或归返；这些故事一再将地理写成塑造人生的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