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蒂利亚议会

卡斯蒂利亚议会是一个议会，王国各城市的代表通过它参与税收决策。与英格兰议会不同，它代表的利益范围狭窄，立法权也很有限。它的弱势使西班牙君主制更容易巩固专制统治、限制贸易，并确保美洲财富流向王室，而不是推动更广泛的商业发展。

代表权与权力

卡斯蒂利亚议会与阿拉贡议会一样，须经召集后才能同意征收新税。但它的代表主要来自大城市，而不像英格兰议会那样涵盖城乡地区。到十五世纪，它仅代表十八座城市，每座城市派出两名代表。这样的代表基础十分狭窄，意味着它没有成为一个能让广泛利益群体共同要求限制王权的论坛。 它的正式权力也受到限制。该议会不能立法，对税收的权限也有限。因此，它既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也缺乏足够的制度影响力，难以成为持久制衡君主制的力量。

与王室的冲突

当查理五世寻求增加收入时，卡斯蒂利亚议会权力受限所带来的影响变得显著。1520年，他向议会提出增加税收的要求。城市精英利用这场对峙，要求更全面地改革议会及其权力，但他们的反抗演变为暴力冲突，后来被称为科穆内罗斯起义。查理率领效忠王室的军队镇压了这场起义。 这场争斗并未就此结束。整个十六世纪，王室继续试图夺走卡斯蒂利亚议会剩余的征收新税和提高现有税额的权利。斗争时起时落，但最终君主制获胜。1664年以后，卡斯蒂利亚议会便不再召开，直到将近150年后拿破仑入侵期间才得以重建。

专制主义与经济后果

卡斯蒂利亚议会在政治上遭到边缘化，这有助于凸显西班牙与英格兰制度发展道路的差异。在英格兰，专制主义的失败增强了英格兰议会的力量，并推动了更有效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在西班牙，专制主义取得胜利——君主制将卡斯蒂利亚议会置于一旁，而国家筹集收入的能力日益衰弱，甚至难以通过与各城市分别谈判来筹集收入。 其后果并不限于议会。西班牙君主制未能保障企业家的产权，并垄断贸易。它还出售官职，有时使官职成为世袭职位；依赖包税制度，并出售免受司法追究的豁免权。在海外贸易方面，塞维利亚的商人行会控制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确保君主制能够分得美洲财富。殖民地贸易并非自由贸易，一个殖民地的商人也不能直接与另一个殖民地的商人交易——例如，新西班牙的商人不能与新格拉纳达的商人交易。这些限制缩小了能够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利的商人阶层范围，并保障王室得以取得白银和黄金。 更广泛的经济分化十分显著。十七世纪期间，英格兰走向商业增长和快速工业化，而西班牙则陷入普遍衰退。世纪初，西班牙每五人中有一人居住在城市地区；到世纪末，这一比例已降至十分之一。随着英格兰日益富裕，西班牙人的收入却不断下降。卡斯蒂利亚议会并非单独决定了这些结果，但其权力有限并最终消失，是促成这一政治格局的一部分；这一格局使王室专制和榨取性经济制度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