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公司

弗吉尼亚公司是英国的一家股份制企业，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并努力使其北美殖民地实现盈利。其最初计划借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南美洲采用的攫取模式——通过支配原住民获取物资和财富。弗吉尼亚的处境使这一做法行不通。该公司既无法可靠地强迫当地社群提供食物或劳动力，也无法让定居者按照其期望的条件劳动。最终，公司转而向定居者提供土地和参与政治的机会；本书将这一转变视为美国民主的开端。

建立与殖民模式

该公司资助了建立詹姆斯敦的远征。1606年末，三艘船——苏珊·康斯坦特号、上帝之速号和发现号——在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率领下驶往弗吉尼亚。殖民者进入切萨皮克湾，沿着他们以詹姆斯一世之名命名为詹姆斯河的河流溯流而上，并于1607年5月14日建立詹姆斯敦。这并非英国殖民事业的首次尝试——位于北卡罗来纳的罗阿诺克定居点曾于1585年至1587年间建立，但未能成功。

公司的定居者是英国人，但他们的野心遵循的是与西班牙征服相关的模式。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抓捕当地首领，利用他获取物资，并迫使当地人生产食物和财富。他们起初并不了解，定居点位于波瓦坦联盟的领地内。这个联盟由约三十个政体组成，由瓦洪森纳科克领导，其都城韦罗沃科莫科距此仅二十英里。殖民者希望了解当地的资源；如果无法劝说当地人提供食物和劳动力，他们便打算与当地人贸易。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过定居者自己可能必须种植粮食。

公司的策略遇到了弗吉尼亚与西班牙征服地区之间的根本差异。除少数地区外，如今美国境内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不超过四分之三人；而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秘鲁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可达四百人。按照本书的叙述，人口稀少使得在墨西哥和秘鲁采用的方法无法在弗吉尼亚实施——可供剥削的人口较少，公司也无法简单地照搬同一套强制手段。

抵抗与公司统治的局限

瓦洪森纳科克对英国人的出现心存戒备。1608年9月，纽波特从英国返回，带来了公司要求加强对当地人控制的命令。公司提议采用的办法是举行一场加冕仪式，使瓦洪森纳科克成为国王，并从属于詹姆斯一世。瓦洪森纳科克拒绝前往詹姆斯敦，在韦罗沃科莫科举行的加冕尝试也未能使英国人获得有效控制。随后，他实施贸易禁运，切断詹姆斯敦的物资供应，试图通过断粮迫使定居点屈服。

公司在殖民地内部的权力也有局限。约翰·史密斯已认识到，弗吉尼亚无法让人迅速靠贵金属致富，也无法随意迫使原住民提供食物和劳动力；他因此敦促公司派遣具有实用技能的工人，而不是再送来一大批不适合从事这类劳动的人。他认为，定居点要维持下去，殖民者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在詹姆斯敦任指挥官期间，他依靠机敏设法获取物资，包括劝说并施压当地群体进行贸易；对方拒绝时，他也会尽可能拿走所需物资。他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定居点因此熬过了第二个冬天。

公司的商业目的加剧了危机。经历两年灾难后，公司仍未显现任何盈利迹象。董事们于是撤换管理委员会，改由一名总督统治，并任命托马斯·盖茨爵士担任总督。史密斯被排除在新安排之外，于1609年秋返回英国。治理方式的改变并未解决食物问题——1609年至1610年冬季，瓦洪森纳科克继续限制物资供应，殖民地陷入后来被称为饥荒时期的困境。进入那个冬天的五百名殖民者中，到次年三月仅有六十人幸存；幸存者转而食用人肉。因此，公司未能确保粮食供应，不仅是商业上的挫折，也威胁到定居点的存续。

从强制到激励

在托马斯·盖茨及其副手托马斯·戴尔的领导下，公司对英国定居者实施严苛的劳动制度，却让殖民地精英免于承受同样的负担。戴尔颁布了《神圣、道德与军法》，其中规定，任何逃离殖民地、前往原住民中生活的男女都可能被处死。然而，公司仍无力迫使定居者在仅有维持生计的口粮下努力劳动。惩罚模式无法解决公司期望与其可获得的劳动力和食物之间的不匹配。

从1618年起，公司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不再依赖强制，而是向定居者提供激励。弗吉尼亚按移民人数授地制向每名男性定居者授予五十英亩土地，并为其带到弗吉尼亚的每名家庭成员和仆人额外授予五十英亩。定居者获得住房，并获准解除契约。1619年，公司设立总议会，让所有成年男子都能参与制定管理殖民地的法律和制度。公司由试图通过严苛规定榨取劳动力，转向通过土地所有权和政治参与鼓励定居与劳动。

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必然结果。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十二年才认识到，西班牙的做法无法在北方奏效；《神圣、道德与军法》的失败也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现。本书将按移民人数授地制和总议会视为一项更广泛经验的一部分——弗吉尼亚要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建立能让殖民者有动力投资和劳动的制度。尤其是总议会，被本书视为美国民主的开端，尽管这一早期的政治参与权只适用于成年男子，而非所有居民。

遗产与制度意义

弗吉尼亚公司的经历成为英国在北美反复出现的一类冲突的早期例证。英国精英屡次试图仿照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模式，建立将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集中于少数特权者手中的制度。然而，在弗吉尼亚，这类安排屡屡失效。公司转向激励措施，是因为它无法迫使定居者或当地人按照其偏好的条件维持殖民地。

这一事件体现了本书更广泛的论点——政治和经济制度会塑造激励。政治安排决定谁能影响规则；经济安排则影响人们是否有劳动、投资和创新的理由与机会。弗吉尼亚公司最初是一家追求利润、力图控制和攫取资源的企业，但它面临的条件迫使其转向一种向定居者提供土地、解除契约并赋予其治理角色的制度。其意义在于这一制度转向——殖民地前景的改善并非来自更成功的强制，而是源于支配定居者利益与参与方式的规则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