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代表议会

英格兰议会是一个权力和组成随着与王权长期冲突而不断变化的集会。在所述时期，它从未成为民主机构，但逐渐开始代表国王最亲近盟友以外的利益，并成为围绕税收、垄断、财产和政治权力展开争议的核心场所。议会最终凌驾于斯图亚特国王之上，帮助结束了专制主义，并使国家政策的决定权落在议会而非仅由君主掌握。

王权的早期限制

到1588年，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国都由相对专制的君主统治，各国都面临要求权利和更大政府发言权的集会。英格兰议会和西班牙议会能够批准或拒绝征税；法国三级会议则没有同样的权力。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1492年后，西班牙王室因美洲帝国而变得富有，对议会收入的依赖程度低于伊丽莎白一世对英格兰议会的依赖。为了取得税收，伊丽莎白必须与议会协商，而议会要求限制她创设垄断的权力。议会逐渐取得胜利；西班牙的议会则在类似的较量中失利，因为当地君主制控制了贸易垄断。

议会的权力根基由来已久。《大宪章》规定设立一个由二十五名男爵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英格兰国王约翰履行宪章；如果他不履行，该委员会有权接管他的财产。男爵们散去后，约翰通过教皇废除了宪章，但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宪章的影响都没有消失。1265年，首届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进一步限制了君主制。议员最初是封建贵族，后来也包括骑士和富裕贵族；但议会的代表范围已扩展至与国王关系密切者以外的群体。拥有商业和工业利益的小贵族，以及后来从事商业、流动性较强的乡绅，都是议会所代表的群体之一。

垄断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冲突

议会的广泛代表性使其成为王室集权努力的持久反对者。詹姆斯一世及其子查理一世试图强化君主制并削弱议会的影响力，推动建立能让王室及其盟友更有力地控制经济的制度。垄断是这一努力的核心——国王可以向支持者授予专营权，限制市场准入，损害经济活动，并损害被排除在特权之外者的利益。议会于1623年通过《垄断法令》，禁止詹姆斯创设新的国内垄断；不过，该法令仍允许他授予国际贸易垄断，也没有废除已有的垄断。

查理一世于1625年成为国王，1629年后不再召集议会，双方的斗争因此加剧。他通过强制借贷筹款，变更借款条件并拒绝偿还，出售海外贸易垄断，并干预司法独立。1634年，他最初向沿海郡征收船税，1635年又将其扩展至内陆郡，之后每年征收，直至1640年。根据《大宪章》形成的惯例，国王须取得议会同意才能征收新税；查理试图绕过议会施政，因而使围绕收入和权力的冲突演变为正面较量。

1640年，查理无法筹得足够资金组建军队对抗苏格兰，于是召集议会。短期议会仅开会三周——议员拒绝讨论税收，转而陈述不满，之后查理解散了议会。苏格兰人意识到国王缺乏全国支持，遂入侵并占领纽卡斯尔。他们要求议会参与谈判，迫使查理召集议会，此后该议会成为长期议会。长期议会一直开会至1648年，并在查理下令解散时拒绝解散。

内战于1642年爆发，不过部分议员支持王室。这场斗争反映了彼此冲突的经济利益，也反映了政治利益。什鲁斯伯里和奥斯威斯特里的商人支持查理，因为王室保护他们在当地的垄断，使其免受伦敦商人的竞争。相比之下，伯明翰的冶金工业在垄断势力薄弱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新来者无须像其他地方那样完成七年学徒期；当地制造商为议会生产剑，并派出志愿兵。在兰开夏郡，由于缺乏行会管制，新呢绒业得以发展，而这些较轻薄织物集中的地区，是该郡唯一支持议会的地方。因此，议会的抵抗不仅仅是宪政分歧；它还得到一些群体的支持，这些群体的生计与发展机会受到专营权分配的影响。

从议会获胜到掌握国家权力

议会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抵抗成为一股持久的政治力量。议员在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延续了一个长期冲突——政治权力应由国王掌握，还是应受到代表更广泛利益的集会制约。1688年后，权力和决策逐渐转向议会。威廉三世放弃了早期国王的一些做法，包括干预司法裁决，以及终身享有海关收入的权利。这一制度变化并非仅仅依靠成文规则；议会已取得确保这些规则生效的权力。

这一变化对政府财政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当国王掌控支出、并可能利用公共资源扩张王权时，议会曾反对增税和强化国家权力。议会自行掌控支出后，便愿意为其支持的目的增税，尤其是增强海军实力，以保护议员在海外的商业利益。由于许多议员投资于贸易和工业，他们也有动力维护产权；斯图亚特国王曾频繁侵犯产权。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依据《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法案》合并，议会牢牢掌控了大不列颠的国家政策。

代表权、限制与意义

议会占据主导地位，并未使英国成为民主国家。人们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影响政策，但这种参与仍十分有限——18世纪，人口中能够投票者不足百分之二，而且选民必须是男性。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工业革命发生的城市——都没有独立的议会代表权。农村郡的代表权过多，郡选区的选举资格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在自治市镇，少数精英可以禁止实业家投票或竞选公职。例如，白金汉只把投票权留给十三名市民代表；所谓的衰败选区旧萨鲁姆和邓尼奇分别只有七名和三十二名选民，却各自选出两名议员。

这些排斥现象限制了制度变革的范围，但并未抹去变革本身。议会仍是精英机构，但其成员代表的利益范围比国王的核心圈子更广，也有能力反对王室恢复专制主义的努力。议会的冲突使政治制约、产权保护和共同决策成为英国政府中具有实际影响的重要特征。该机构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实现普选代表制——它并未做到这一点——而在于有效权力从君主转移到一个代表基础更广、经济利益也有所不同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