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乔丹

埃迪·乔丹是奥尔良堂区地方检察官。在安娜·普、谢丽·兰德里和洛丽·布多因卡特里娜飓风期间纪念医疗中心的患者死亡事件被捕后，他接手了针对她们的起诉决定。他的重要性在于调查与起诉之间的分隔——总检察长办公室在没有让他的工作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建立起一宗规模庞大的案件，但是否寻求大陪审团起诉，最终由乔丹的办公室和大陪审团决定。他面临公众压力、政治上的复杂局面，以及一份医学含义仍有争议的记录。

职务与政治处境

乔丹于二〇〇三年当选，成为奥尔良堂区首位非裔美国人地方检察官。书中称，在纪念医疗中心案件进入关键起诉阶段前，他就已经面临公众和机构层面的争议。他上任后，数十名白人员工遭解雇并由黑人员工取代；他也在应对一项针对他的联邦种族歧视判决。纪念医疗中心的逮捕事件使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后，他还收到反对他与此案有关联者寄来的愤怒信件。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风暴过后的艰难条件下运作。洪水重创了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工作人员搬进狭窄的临时场所，地毯污渍斑斑，折叠桌则被用作办公桌。该办公室负责起诉谋杀案，而这座城市谋杀率高，破案并将罪犯绳之以法的记录也不佳。纪念医疗中心案件将占用主控检察官迈克尔·莫拉莱斯的大量时间，同时也使乔丹陷入一宗格外受瞩目、又与普通凶杀调查大不相同的案件之中。

接手的案件，而非亲自推动的调查

总检察长办公室调查纪念医疗中心的死亡事件约一年，却没有寻求让莫拉莱斯或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参与。这种分隔反映了不同的机构惯例——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医疗补助欺诈部门由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组成团队办案；而地方检察官通常要等到警方提出请求后，才会介入警方调查的案件。因此，调查进行期间，乔丹的办公室并未参与其中，尽管后来是否推动谋杀罪起诉，最终将由乔丹这个民选官员的办公室决定。

调查已积累了大量材料。弗吉尼娅·赖德和巴奇·谢弗收集了大约五万页书面证据，赖德正准备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要求的案件摘要。法医记录相当丰富，但并不能自行说明结论。最初对纪念医疗中心遗体的十八份组织样本进行了检测；实验室报告称，其中九份检出吗啡，另有约五至六份检出咪达唑仑。后来，罗伯特·米德尔伯格的实验室复核了来自纪念医疗中心和LifeCare医疗机构的四十一具遗体，其中二十三具被检出一种或两种药物。然而，采样前遗体曾处于高温环境中，专家警告称，死后组织检测结果不能像对活体患者所做的血液检测那样简单解读。因此，复核需要综合考量药物、医疗记录、患者状况和死亡情形。

莫拉莱斯首次接触到专家们的工作，是他与上级克雷格·法马罗出席验尸官办公室的一场会议之时。他们短暂而充满怀疑的到访，在赖德和法医病理学家看来显得异常敌对；检察官们约半小时后便离开了。书中没有提到乔丹本人出席了那场会议。但这一插曲标志着案件从由其他机构主导的调查，转入其办公室需要评估的起诉阶段，也暴露出此前两家办公室几乎没有合作。

政治压力与各方利益

乔丹的处境难以与围绕案件的各方利益分开。泰尼特医疗保健公司在新奥尔良政界有资金投入。普的律师里克·西蒙斯和几名泰尼特医疗保健公司的律师，与乔丹一样，曾担任联邦检察官。与此同时，监督逮捕行动的总检察长查尔斯·福蒂已将自己的声誉押在这项调查上。书中呈现的官员动机截然不同——福蒂需要证明逮捕有正当依据，而如果案件就此不了了之，乔丹则可能在政治上受益。

调查启动时，这座城市仍深受卡特里娜飓风后混乱与危险的影响。莫拉莱斯理解这些死亡事件为何值得调查，但他觉得自己被要求将民事法律适用于在他看来宛如战区的环境。他还对丹齐格桥枪击案以及另一宗案件感到担忧，并忧虑在危机中做出有害行为的人，或许并不符合普通刑事被告的情形。这些是莫拉莱斯的顾虑，而非乔丹明确下达的指示。书中明确区分了两者——乔丹没有要求检察官让纪念医疗中心案件不了了之。

关于由谁负责调查的争议

赖德和谢弗传票传唤了普直言不讳的上级丹·纳斯，想了解他掌握的情况；此后，机构间的直接冲突浮现出来。莫拉莱斯认为，作为此案的检察官，签发传票的人应该是他。他认为总检察长团队此举越权，尤其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已被排除在为期一年的调查之外之后。莫拉莱斯没有邀请调查人员共同办案，而是起草了一封供乔丹使用的信，要求福蒂的办公室在大陪审团调查启动前停止调查，并主张继续平行调查无益于案件。

这项命令对赖德和谢弗是沉重打击。他们希望追查三名被捕女性以外的线索，包括其他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是否可能负有责任，以及企业层面的责任是否可能存在。他们还希望地方检察官给予一些卫生工作者豁免，以换取他们提供可能重要的证词。叫停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因而缩小了调查人员在当时追查这些方向的能力。书中将信件的起草和程序上的不满归于莫拉莱斯；乔丹的办公室发出了这项请求，但证据没有显示乔丹本人曾指示处理调查争议的具体细节。

留给地方检察官的决定

宣布逮捕时，福蒂强调相关指控只是指称，被捕女性应被视为无罪。他解释说，下一步由乔丹决定；如果乔丹推动谋杀罪起诉，则还要由大陪审团决定。这一区别至关重要——逮捕并不构成正式起诉，福蒂也无权决定最终是否起诉。

西蒙斯很快寻求与乔丹会面。他称地方检察官已同意与他见面，让他陈述证据并试图劝乔丹不要采取行动。西蒙斯公开主张，逮捕宣誓书写的是指称而非证据，而且没有发生凶杀。这些说法代表辩方立场，并非乔丹或大陪审团的认定。叙述将乔丹置于调查指称、医学上的不确定性、法律责任和公众争议交汇之处；当起诉决定提交其办公室时，书中并未将他描绘成已经解决了这些相互冲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