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科克莫尔

约翰·科克莫尔是一名内科专家，曾担任验尸官弗兰克·明亚德的助理。在关于纪念医疗中心撤离的叙述中，他试图把有限的船只撤运行动转化为尽可能多的撤离机会。他最重要的举动，是让霍勒斯·巴尔茨和巴尔茨那位身体状况脆弱的姐妹排到队伍最前面。起初，人们记得这一举动是为了让他们离开；后来，在医院患者遭人蓄意杀害的指控出现后，这一举动的含义也变得众说纷纭。

身份与撤离中的位置

对科克莫尔职业身份的介绍十分简要——他是一名内科专家，曾担任弗兰克·明亚德的助理。然而，在危机期间，叙述并未通过描述他的医疗工作来展现他，而是通过他在拥挤的救护车坡道旁所做的选择来呈现。船只陆续抵达，一名穿制服的男子喊道：“所有妇女和儿童！”人群随即涌向坡道，仿佛那可能是他们最后的离开机会。在这种令人备受煎熬的情形下，科克莫尔专注于尽快让人们登船。

这种紧迫感也与他自身的恐惧密不可分。和医院里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担心自己的性命。他随身带着一张信用卡，以防自己能够脱身；还带着驾驶执照，以便万一他无法活下来，别人能够辨认他的身份。这些实用物品表明，逃生与死亡的可能性紧密相连——一件是为活下来之后的种种可能做准备，另一件则是为了在未能生还时确认身份。他的准备并没有使他成为危险的旁观者，而是表明他也身处危险之中。

船只与让巴尔茨先行的决定

撤离坡道也成了围绕谁该被运走而发生冲突的场所。首席执行官勒内·古质问医生为何让家属登船。医生们回答说，他们当日上午曾前往接送点，并调集包括救护车在内的资源，以便把患者送出去。科克莫尔直接道出了更广泛的困境：“每个人都是患者，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挑战了照护者与需要救援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在撤离过程中，工作人员和患者都面临危险，而船上的每一个位置都至关重要。

科克莫尔担心船只会在五点半停止运行。患者登上坡道的速度很慢；如果他的预料成真，仍留在那里的人就得在医院再过一夜。因此，他眼下的目标就是加快速度——尽可能让每艘船多载一些人。他特别挑出的人当中，有纪念医疗中心年纪最大的两位医生，其中一位就是巴尔茨。科克莫尔还希望巴尔茨的姐姐及其女儿——一名重症监护护士——也能离开。他认为这位姐姐和外甥女患有健康问题，状况不佳，便对她们说：“我让你们排到队伍前面。”随后催促她们赶快离开。

巴尔茨并未要求离开，但接受了这一安排。他的同事尤因·库克和苏珊·马德里克含泪拥抱他，并告诉他，他们爱他。他们不同寻常的激动，使这次离别不像一次寻常的道别。两名戴着迷彩帽的男子帮巴尔茨登上一艘摇晃不稳的船时，巴尔茨替其中一人拿着步枪，那人则去帮助其他乘客。巴尔茨回头望着医院，确信自己正看着它走向死亡。科克莫尔的举动帮助他离开了这栋建筑，但也让科克莫尔成为一个决定的核心人物；此后，巴尔茨在截然不同的解读之下重新审视了这个决定。

猜疑与相互对立的解读

纪念医疗中心的患者死亡事件成为争议焦点后，巴尔茨重新思索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事情。他回忆说，9月1日星期四上午，他在二楼无意中听到一场谈话，一名医生说：“我们最棘手的任务，将是让护士相信我们要求她们做的事是合乎情理的。”巴尔茨询问他们在讨论什么，对方告诉他，有些患者无法自行离开，需要有人“帮忙”。他一度怀疑这名医生是否在说安乐死，但随即觉得这个念头荒谬，便离开了。现有叙述并未证实科克莫尔当时在场，也没有指出他就是说这句话的人。

尽管如此，巴尔茨相信科克莫尔知道自己反对安乐死，并认为科克莫尔认同他所称的“州长兰姆式哲学”。他们的关系本已紧张——两人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短暂共同执业，后来分道扬镳，而且彼此都不怎么看得起对方。基于这段过往，科克莫尔让巴尔茨排到船队前面的决定，可以被重新解读为一种努力，意在赶在安乐死开始前把他送出医院。这个举动本身有记录可查；但所谓的意图只是事后出现的一种解读，并非撤离现场所能证实的事实。

科克莫尔否认了这种解读，称这一说法是“捏造的”，并认为这是巴尔茨因一名长期照护患者死亡而产生负罪感的结果。那名患者是一位七十八岁的女性，患有晚期帕金森病。由于她依赖电气设备，风暴来临前，巴尔茨出于安全考虑将她收治入院。在她患病的八年间，每逢飓风威胁，他都会将她收治入院；应她的要求，他还为她开立了不予心肺复苏医嘱。她的姐姐兼照护者与她在纪念医疗中心失散。这名女性的死亡令巴尔茨感到意外；由于她无法为自己说话，他怀疑她是否遭人实施了安乐死，并决心查明发生了什么。这一背景解释了为何科克莫尔的撤离决定与猜疑纠缠在一起，但现有叙述并未表明科克莫尔曾治疗这名患者或导致她死亡。

实际行动的含义

科克莫尔在这一事件中的位置，取决于当时的实际情境与后来附加在这一行动上的说法之间的张力。在坡道旁，他试图赶在船只停止运行前转移人员，并把巴尔茨及其亲属也列入他认为应该离开的人之中。现场具体记录了他对生还的关切——他为确认身份所做的准备、对剩余撤离时间的估算，以及他努力让人们登船的行动。叙述也记录了他与巴尔茨后来产生的不信任，这使同一举动能够被截然相反地解读。

这种张力并未解决纪念医疗中心患者究竟遭遇了什么这一更大的争议，但它确实标明了仅凭这一事件能够对科克莫尔作出何种结论的界限。他优先让巴尔茨离开，这一点十分明确；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给安乐死扫清障碍的说法，则是巴尔茨的猜疑，且遭到科克莫尔否认。因此，撤离现场既保留了这一决定在紧急情况下的实际迫切性，也展现了一个在危急时刻做出的举动，如何在事后获得了另一层带有指控意味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