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J·考尔菲尔德

约翰·J·考尔菲尔德曾是纽约市警察，后来成为白宫卧底特工和调查员；这一职位使他接近政府的秘密行动及其试图控制事态后果的种种举措。本书将他置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关键时刻——他一边在威胁之下向詹姆斯·麦科德传达行政赦免提议，一边又急于阻止查尔斯·科尔森提出的纵火焚烧布鲁金斯学会计划。这两段经历共同展现了考尔菲尔德作为行动中间人的一面；他的陈述将水门事件周围的压力与一个范围更广、危险性更高的秘密活动领域联系起来。

身份与白宫职务

本书称考尔菲尔德曾是纽约市警察，后来担任白宫卧底特工和调查员。本书没有提供更广泛的个人经历，但对其职责的描述表明，他身处秘密行动的运作体系内部，而非其面向公众的一端。他直接与麦科德打交道，传达有关一项据称由总统提出的提议的信息；他与科尔森的计划也足够接近，因而能够对此作出反应，并将此事告知约翰·迪恩。

这一职位之所以与本书的叙述有关，是因为考尔菲尔德并非只被描绘成事后提供信息的人。在布鲁金斯学会事件中，他参与了事件进程——他惊慌地离开科尔森的办公室，前去找迪恩，并催促迪恩在提议付诸实施之前出面干预。他的重要性在于兼具接触渠道与干预行动这两点，尽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他是任何一项行动的发起者，或对涉事官员拥有权力。

对麦科德的提议与威胁

考尔菲尔德会见了麦科德，并告诉他总统知道他们的会面，还提出给予行政赦免。按照考尔菲尔德的说法，麦科德只需在监狱里待大约十一个月。这一提议将赦免纳入对一名水门案被告的直接接触，把总统权力与试图影响麦科德接下来可能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

这次会面并未被描述成单纯的利诱。考尔菲尔德还威胁了麦科德，警告他说，如果拒绝合作，他在这个国家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提出减轻刑罚的可能性，同时又威胁其个人将长期遭受后果，这两者并置使这次接触带有胁迫性质——考尔菲尔德在同一次接触中既传达了承诺，也发出了警告。本书没有说明这次谈话具体要求麦科德作何种合作，因此不应推断其确切条件。本书能够确定的是，麦科德面对的是一项据称来自总统的提议，而且受到压力，不得拒绝。

布鲁金斯学会计划

六月的第一周，伯恩斯坦询问一名消息来源是否还发生过其他入室盗窃。该消息来源回忆起一项针对布鲁金斯学会的计划，并补充说，迪恩制止了这项计划。伯恩斯坦随后向迪恩的助手核实此事；对方纠正了计划的说法——科尔森当时想要纵火。伯恩斯坦追问计划是否当真时，这名助手描述说，考尔菲尔德惊慌失措地冲出科尔森的办公室，直接去找迪恩，催促他趁还来得及赶紧阻止科尔森。

计划的目标是莫顿·哈尔佩林，他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朋友，曾在亨利·基辛格的幕僚班子里工作，后来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白宫认为，哈尔佩林离开基辛格的幕僚班子时私自保留了机密文件，并想要将文件取回。据迪恩的助手说，布鲁金斯学会的安保措施使普通的入室盗窃风险太高，因此纵火可能掩护潜入哈尔佩林办公室的行动。伯恩斯坦从一名听考尔菲尔德讲过此事的人那里查证到的另一种说法，则将计划描述得更为极端——这不只是纵火，而是要投掷燃烧弹；科尔森认为这样就能实施闯入。该消息来源说，迪恩和考尔菲尔德都曾向调查人员讲述此事。

干预与意义

考尔菲尔德的警觉促使人们迅速采取行动阻止计划。迪恩搭乘最早一班信使航班前往圣克莱门特，去见约翰·埃利希曼；据这名助手说，当时只有埃利希曼有足够的影响力进行干预。迪恩本不该知道这项计划，而埃利希曼见到他时也很不高兴；尽管如此，迪恩还是留在房间里，听着埃利希曼打电话给科尔森并叫停行动。叙述着重呈现了这次干预所承受的压力——埃利希曼打电话时怒视着迪恩，仿佛把他当成叛徒。

伯恩斯坦没有仅凭一名消息来源的一面之词就接受这段戏剧性叙述。在伍德沃德担心这可能是个圈套后，伯恩斯坦再次向消息来源和调查人员核实，并告诉伍德沃德报道依据扎实。这种核实正是这一事件的意义之一——有关考尔菲尔德警觉的说法并未停留在孤立的轶闻层面，而是通过其他消息来源得到佐证，并与向调查人员提供的陈述联系起来。这里呈现的记录没有描述考尔菲尔德后来的职业生涯或个人反应。但记录确实展现了他在事件中的双重角色——他可以向被告传达压力，而在布鲁金斯学会事件中，他又成为那个发出紧急警告、帮助终止升级计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