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达迪斯

马丁·达迪斯是理查德·E·格斯坦的首席调查员；格斯坦是佛罗里达州戴德县的州检察官。在水门调查中，达迪斯成为卡尔·伯恩斯坦的重要消息来源——他提供了查阅与伯纳德·巴克有关记录的机会，并转述了竞选捐款据称如何经墨西哥洗钱的说法。他的作用兼具实际意义和证据价值。这些文件为伯恩斯坦提供了具体的资金流向线索；达迪斯的解释则指向一个更广泛的体系，不过这一说法是经由一名律师传给他的，并非记录本身独立证实的结论。

身份与调查角色

格斯坦办公室传唤了巴克的电话和银行记录，以确定参与闯入行动的人是否违反佛罗里达州法律。格斯坦本人不知道记录中有什么内容，但达迪斯知道。格斯坦表示，只要报纸不透露自己正在与他的办公室打交道，他就会指示手下的调查员配合伯恩斯坦。因此，达迪斯身处州级调查与伯恩斯坦报道工作的交汇处，能够接触到联邦调查也已开始追查的证据。

达迪斯最初通过电话联系伯恩斯坦，但不愿通过这种方式讨论此事。他说，自己已传唤巴克的一些电话和银行记录，并邀请伯恩斯坦前往迈阿密查看。伯恩斯坦询问一笔金额——联邦助理检察官厄尔·西尔伯特曾说，当年春天有8.9万美元存入巴克在迈阿密的银行账户，之后又被取出。达迪斯表示，金额略高一些。这一差异说明，值得查阅底层记录，而不是仅仅依赖概述。

查阅记录

伯恩斯坦来到州检察官办公室。办公室位于大都会戴德县司法大楼六楼，与县监狱隔着一条狭窄、两旁种有棕榈树的小路。达迪斯当时出去办案，伯恩斯坦便在接待室等候。大约一小时后，达迪斯回来了。此前伯恩斯坦为《纽约时报》的报道联系格斯坦，这让达迪斯颇为恼火；他抱怨说，伯恩斯坦本该与他打交道，而不是找他的上司。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记者带回办公室，并同意尽快处理。

达迪斯打开一只带密码锁的文件柜，取出一个文件夹；在整理银行材料时，他把一沓订在一起的电话长途费用单递给伯恩斯坦。这一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调查从线索和不完整的描述，推进到了伯恩斯坦能够查看和复印的文件。达迪斯愿意提供查阅机会，并不意味着记录会自行说明一切，但这使报道得以具体确认金额、日期和交易。

文件中有第五张支票，与《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的四张墨西哥支票并列。这是一张2.5万美元的银行本票，日期为4月10日，开自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第一银行与信托公司，收款人为肯尼斯·达尔伯格。伯恩斯坦复印了这张支票。4月20日，这张支票与四张墨西哥支票一同存入巴克的账户，使存款总额达到11.4万美元。四天后，巴克取出2.5万美元；剩余的8.9万美元则另行取出。达迪斯说，调查人员仍在努力查明达尔伯格是谁。这张支票由此提供了一个具名关联和一笔确切金额，而存取款的先后顺序则说明，伯恩斯坦询问的那个数字如何与更大的交易相吻合。

墨西哥洗钱说法

伯恩斯坦后来询问达迪斯对墨西哥支票了解到什么，达迪斯将这种安排描述为洗钱——通过一连串交易，让资金来源难以追查。他说，这一说法来自代表罗伯特·H·艾伦的得克萨斯州律师理查德·海恩斯。根据达迪斯转述的海恩斯说法，莫里斯·斯坦斯设计了这一方案，并希望以转手方式处理捐款，使其来源无法追查。

按照达迪斯转述的说法，斯坦斯在4月7日之前不久最后一次前往美国西南部筹款；4月7日是新竞选财务法的生效日，也是匿名捐款还能合法接受的最后一天。海恩斯说，斯坦斯向不情愿的共和党捐款人保证，可以通过一名墨西哥中间人转移捐款，从而保护他们的身份；美国调查人员无法传唤该中间人的银行记录。按这种说法，该安排还可能掩盖来自企业的捐款——竞选法禁止企业捐款——以及来自企业高管、工会领袖、特殊利益团体和拉斯维加斯赌场等地下渠道的资金。这些都是经由一连串消息来源转述的指控——海恩斯告诉达迪斯，达迪斯再告诉伯恩斯坦。报道的证据价值，在于将这一说法与经传唤取得的支票及银行交易记录并列呈现，而不是将解释中的每个环节都视为已被文件证实。

意义与局限

达迪斯的贡献将两类报道证据联系起来。记录确定了资金流转的顺序——四张墨西哥支票和达尔伯格的银行本票存入巴克账户，形成11.4万美元存款，之后又分别取出。归于海恩斯的说法则提出了通过墨西哥中间人转移资金的机制及其政治目的。这些文件与转述的解释结合起来，使伯恩斯坦能够调查与水门案被告有关的资金如何可能与竞选财务运作相联系。

达迪斯并未被描绘成该方案的设计者，也不是亲自了解所有资金来源的人。他的重要性更具体、范围也更有限——他的办公室传唤了这些记录，他安排伯恩斯坦查阅记录，并转述了自己从海恩斯那里听到的内容。区分记录所显示的内容与律师说法中的指控，对于理解他的角色至关重要。达迪斯帮助把一笔晦暗不明的金额转化为一系列可追查的交易，也帮助将注意力从银行账户引向究竟是谁组织了这场据称的洗钱行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