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还是军队？

“党还是军队？”这一两难，概括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将暴力运动转变为政治工具，同时不解除那些令其强大的力量的武装。1921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主张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使其在必要时能够转变为军队。这一方案并非在政治组织与武装行动之间二选一，而是试图通过其中一方，使另一方也随时可用。

由战后危机塑造的运动

这场辩论发生在战争与群众动员改变了的政治格局之中。叙述将返乡老兵描述为一支由五百万人组成的力量，他们同时冲击着边界与旧有政治秩序。叙述将战前一代政治人物描绘为已然精疲力竭，并预示冲突还将继续——国家必须与一大批幸存者同步前行，而战争仍在议程之上。在这种背景下，问题不只是法西斯主义应如何在议会中呈现，而是它如何组织并引导那些因冲突而进入政治的人们所蕴含的能量。

运动的发展也依赖地方条件与盟友。在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及其周边乡村，社会主义组织建立了密集的工会、合作社、集会场所和地方团体网络。它们的影响延伸至就业和农业协议；季节性劳动规则能够决定工资、雇佣和土地使用。小土地所有者和雇主感到自己日益暴露于压力之下，而工人组织则能够动员集体力量。叙述强调，这些斗争既关乎物质利益，也关乎意识形态——农业工人每年往往只有约一百二十天有工可做，因此工作季节的工资关系到他们能否熬过闲置月份。

国家本身也为法西斯行动打开了道路。一份政府机密通令敦促法西斯团体协助镇压革命企图，包括以武力镇压，条件是服从官方指挥。这种安排使运动成为试图遏制左派的当局可以利用的力量，也让法西斯分子有机会将自己塑造成维护公共秩序的工具。在费拉拉，有组织的暴力呈现出军事形态——1921年1月的一次远征使用费拉拉农业协会提供的卡车，并计划同时袭击多个乡村联盟。这种组织行动需要人员、运输、协调以及使用预谋武力的意愿，而不仅仅是一套政治纲领。

两难公开浮现

1921年9月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讨论议会党团时，提议将法西斯运动转变为一个政党。提案获得通过，但并非全体一致同意，而且仍须国家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批准。反对意见来自两个方向。一些领袖担心，成立政党会背离运动的原初精神；在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迪诺·格兰迪及其追随者无论如何都反对停暴协定。更重要的是，武装黑衫队构成了一股政党未必能够指挥的力量。

9月12日发生的事件立即展现了这一问题。为纪念占领阜姆周年以及但丁逝世一百周年，伊塔洛·巴尔博和迪诺·格兰迪集结了三千名黑衫队成员，并以军事队形向拉文纳行进。巴尔博首次安排所有人都穿上黑衫制服。队伍展现了运动的军事能力，也使其外在形象更加整齐划一；但同时，这也引出了武装组织可能成为政党对手的前景。因此，问题并非在选举政治与暴力之间作抽象选择——一支已经能够列队行进的力量，完全可能抵制政治约束。

贝尼托·墨索里尼于8月在《意大利人民报》发表的表述，提出了这场9月争论达到高潮之前的折中方案。他认为，政党应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以便在必要时转变为一支能够在暴力舞台上作战的军队。“可转变的政党”，亦即党—民兵体制，回应了危机双方的诉求。它提供了能够约束派系混乱的政治结构，同时拒绝将这一结构与黑衫队的行动能力分离。

从运动到党—民兵体制

新组织的目标不只是取得议会地位。叙述将政党描述为驾驭运动内部混乱、限制黑衫队暴力而又不放弃暴力的方式。它将不同传统的支持者纳入一套宽泛的学说之下，同时保留动员他们成为战斗人员的能力。这是对运动反政党起源的一种转变，却不是对其手段的放弃——政党被设想为一种能够在政治组织与武装对抗之间切换的工具。

在建党大会上，国家法西斯党宣告成立，贝尼托·墨索里尼则提出一套范围广泛的纲领。法西斯主义将在暴力埋葬旧有方法之后吸收自由主义；它将超越地方身份认同团结意大利人，并以帝国野心追求国家伟大。纲领也为罗马天主教会留出空间，反对反教权主义，并称法西斯分子自身体现了国家。纲领对群众的论述同样将服务与纪律结合起来——群众应当受到教育并获得代表，但在被认为有错时也应受到纠正。这种广泛性帮助新政党宣称，它能够吸纳较狭隘的运动无法容纳的政治团体和社会群体。

政党的军事潜力并非只停留在理论上。1922年5月，数千名贫困农业工人从费拉拉乡村出发，步行、骑自行车、乘马车和驳船前往城市。五万人组成队伍抵达；法西斯分队控制了行进队伍，伊塔洛·巴尔博的组织者则下令切断电话线，并将公共建筑用作住宿场所。这一事件展现了运动能够动员的规模，以及它协调人员和资源、开展常规政治集会以外行动的能力。它也揭示了这种能力背后的社会依赖——被动员的人群是贫困的乡村劳工，而非抽象的全国性支持者。

这一公式的意义与局限

“党还是军队？”这一说法标示出一种张力，而拟议的体制与其说解决了这张力，不如说将其制度化。政党意味着纪律、政治影响力和执政能力；军队则意味着曾帮助运动挑战对手的集中力量。党—民兵体制将这两项功能结合起来，使有组织的政治生活能够转变为有组织的暴力。此前的国家通令已经展现了相关的模糊性——法西斯分子能够在官方指挥下行动，同时将自己呈现为一种替代力量，声称国家无力采取行动。

后来的法西斯修辞延续了政治组织与军事意象的这种融合。在贝尔焦约索广场的一场纪念集会上，贝尼托·墨索里尼将早期的一小群追随者与当下的军团相对照，并将志愿者描述为一支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的军队。人群的回应将这一宣示转化为集体承诺的公共仪式。这一场景并未消除早先关于谁将指挥武装力量的问题；它展现了党—民兵理想如何被呈现为民族重生，把组织的壮大转化为一个关于人民成为民族和国家的叙事。这一公式的持久意义就在于这种转化——它使运动的政治崛起与其强制性动员能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