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新人”是一种衰败之后重生的政治理想——年轻、强健，并能够在一个被描绘为疲惫不堪的社会中建立秩序。在本书中，这一形象主要由贝尼托·墨索里尼体现；他的吸引力将民族复兴的承诺与个人魅力和力量结合起来。它反复呈现的对照是旧的政治世界；其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人们想象中的新秩序仍处于一个由战争与冲突塑造的环境之中。

战后疲惫与复兴承诺

这一理想回应的是这样一种欧洲图景——战争过后，舞台已空无一人。死者填满战壕，而五百万名归来的士兵涌向国境。在这一叙述中，旧政治阶层已显疲态——谨慎的领袖与熟悉的政治公式均告失败，一种新的分野即将出现，将属于过去的人与塑造未来的人区分开来。因此，“新人”不只是一个年轻个体。他代表着与失信的旧秩序决裂的设想，也代表着引导大批退伍军人走向新未来的可能性。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对1919年的描述也呈现了这种对照。他将与青年、美丽、生命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阜姆，与凡尔赛谈判所象征的衰败和不确定性相对照。他的语言将重生塑造成一种民族与世代的主张——生者应当向前迈进，身后是死者，前方则是尚未出生的人。然而，本书也指出，意大利人并未如邓南遮所愿追随他。因此，新时代的修辞从一开始便带有不确定性——复兴的承诺并不能保证得到民众的忠诚。

墨索里尼作为新时代的代表人物

在罗马，墨索里尼的公众形象被呈现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一次身体接触。人们在科隆纳广场认出他后，便围拢过来，急于靠近并触摸他。这一场景将他与公众的直接接触，同老派政客隐秘的谋划相对照。他出身于铁匠之子，这一背景强化了他作为局外人的形象——他来自街头，而非既有的政治圈子。

随后，文本将这一民众形象扩展为一场历史更替的戏剧。墨索里尼代表衰败之后的青年、对抗退化的活力，以及漫长危机之后的新开端。老派政客被贬为一个所谓疲惫时代的遗物；而他则被塑造成能够调停混乱并开启新局面的人物。这种呈现使政治权威个人化——未来由一位领袖体现，他的出现似乎为民族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答案。

这一形象所依托的不只是力量，还有一个充满悖论的主张——这个以力量著称的人，被描绘为能够终结那些使力量显得必要的状况的人。叙述将他比作驯狮师，能够制服危险的野兽；也将他比作制造荒原并称之为和平的统治者。这一比喻揭示了承诺背后隐藏的代价。秩序被描绘成可见冲突的终结，但荒原的意象仍让人不禁追问——为了实现这种秩序，究竟清除了什么。

从个人形象到政治纲领

在国家法西斯党成立之际，墨索里尼所提出的未来已不再局限于一位领袖的形象。他的纲领承诺将意大利人塑造成一个民族，以统一的民族认同取代地区身份，并将民族伟大与帝国抱负联系起来。它也将罗马天主教会纳入这一愿景，搁置了早先的反教权立场。因此，新时代的理想既要在意大利境内实现整合，也要向境外扩张。

这一纲领赋予国家主导地位，并以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描述经济。它还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界定为一种中介关系——群众应得到服务和教育，但需要一位政治阐释者来引导他们。拟议中的民族复兴也关注人口的健康与族群特征，将民族人民视为创造历史的材料。因此，“新人”属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计划，而不只是个人活力的肖像。

然而，墨索里尼也将自己描述成一个不应永远不可或缺的人。在承认自身错误之后，他表示，新组织应当学会独立站立。这一主张使领袖作为未来唯一化身的形象更为复杂——他既将个人权威呈现为变革的工具，也表示运动应当超越这种权威。本书将这一表态与追随者簇拥他、将他抬到主席桌旁的场面并置，使制度独立与以领袖为中心的忠诚之间的张力显露出来。

集体仪式与理想的局限

本书一再将民族复兴与集体展示联系起来。1922年，墨索里尼重返贝尔焦约索广场；早年一次集会上，那里只有几百人聚集，如今则有数千人汇集。他描述了运动从小团体发展为军团的过程，并将其志愿者描绘成带有宗教色彩、随时准备牺牲的力量。集会上的掌声，以及他号召黑衫队接受更大牺牲的呼声，将重生承诺转化为关于纪律与扩张的共同誓言。

这种仪式化语言与对无名死亡的记忆并存。在无名战士的葬礼上，一名无法辨认身份的阵亡者被选来代表所有死者。这场仪式将战争中非个人化的伤亡转化为民族敬仰的对象，而本书强调，集体哀悼与机械化杀戮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新秩序的宗教意象并未让战争成为过去——它从同一场大规模死亡中汲取权威，而复兴修辞声称要克服的正是这场死亡。

较晚的一幕则为民族目标统一的承诺提供了反面映照。1924年8月21日，贾科莫·马泰奥蒂的遗体被送回弗拉塔·波莱西内安葬时，数万名工人哀悼，并呼喊着要求复仇、正义与自由。这场游行并未化解这样一种民族观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民族被想象为一个纪律严明的整体；另一方面，人民仍在要求正义。在本书更广泛的叙述脉络中，“新人”仍是重生与统御的理想，却始终笼罩在战争死者的阴影之下，也持续受到尚未消失的政治分裂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