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者

M:世纪之子

“伟大的无产者”是对意大利的称呼,它将贫困转化为一种历史重要性的主张。这一说法被归于帕斯科利,并由尼古拉·邦巴奇援引,把贫穷人民组成的国家与苏俄的革命合法性联系起来。在全文叙述中,它的含义与关于人民权力的相互竞争的愿景相呼应——社会主义革命、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的阜姆,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复兴。

被塑造成无产者的国家

在尼古拉·邦巴奇呼吁意大利承认苏俄时,这句话形容一个由贫穷而正直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并认为他们应当承认一个由俄罗斯工人建立的国家的合法性。这一论点以民族认同为国际团结的基础——意大利的贫困并未被说成政治上的低人一等,而是被视为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纽带。邦巴奇的兴趣不止于恢复外交关系或安排贸易。他希望与俄罗斯的接触能推动意大利走向革命,并想与那些已经掌权的革命者直接讨论这一前景。

因此,这一说法承载着尚未化解的双重含义。它将意大利置于邦巴奇所主张的、寻求政治解放的贫苦劳动人民之中,同时也把意大利本身说成一个具有民族命运的集体行动者。这种含混使阶级团结的话语能够服务于一个以民族为中心的计划。

革命承诺与政治分歧

邦巴奇使用这一说法,正值意大利社会主义迅速壮大、却仍对这种力量应实现何种目标存在分歧之时。在社会党于佛罗伦萨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他主张建立以俄罗斯苏维埃为蓝本的苏维埃;他的提案获得了四百四十票中的四百零一票。然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仍认为这一计划为时过早、理论上尚不完整,并把任何意大利苏维埃斥为对俄罗斯苏维埃的模仿。这一事件显示,邦巴奇希望将群众力量转化为革命行动,而党内领导人对此有所保留,两者之间存在距离。

这一说法也揭示了邦巴奇争取盟友的努力有其限度。他曾考虑与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结盟;后者在阜姆的计划提出了另一种集体复兴的话语。邓南遮将1919年描述为充满激情的一年,并以阜姆的青年、生命与未来,对照人们与凡尔赛相关联的疲惫和谈判失败。然而,社会主义领导层避免与他结盟。共同呼吁人民复兴,并未消除社会主义革命与邓南遮的民族政治展演之间的分歧。

从人民群众到民族国家

这一说法对民族的强调,在贝尼托·墨索里尼后来对法西斯主义的阐述中,呈现出经过改造的政治回响。在国家法西斯党成立之际,墨索里尼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能够吸纳自由主义的综合力量,宣称国家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并呼吁把来自不同地区的意大利人塑造成纯粹的意大利人。他还将民族伟大同帝国理念联系起来。这一纲领把邦巴奇所提议的革命中的人民与民族转型话语,转移到以国家权力和帝国为核心的计划之中。

后来的法西斯仪式为这种转变赋予了群众形象——这个曾经弱小的运动被描绘成已经发展为一支支军团,而人民则成为一个民族,民族又成为追求扩张的国家。因此,该运动关于复兴的言辞呼应了贫穷国家能够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承诺,却将其引向民族统一与扩张。

这一说法的核心张力

在这些不同用法中,“伟大的无产者”并非只是工人阶级的同义词。它对整个意大利提出主张,同时从其贫苦人民的政治经验与期待中汲取力量。邦巴奇借此主张声援苏俄,并推动本国革命;法西斯话语则把集体复兴重新诠释为民族化与帝国野心。这一说法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在阶级与民族之间的不稳定转换——同一个寻求未来的人民形象,可以支撑截然不同的论述,分别回答谁应当行动、什么应当改变,以及随后应当形成何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