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

“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是贝内代托·克罗齐在贝尼托·墨索里尼演讲期间用来安慰贾斯蒂诺·福尔图纳托的格言。在这一场景中，它的意义在于哲学语言与政治力量的碰撞——这句话把暴力说成历史必然，即使人群的掌声也赋予了这一观念直接的政治分量。在前后相连的叙事中，这句话呼应了法西斯主义关于民族重生的愿景，但本书也将这一愿景置于战争留下的大规模死亡与疲惫之中。

集会中的这句话

墨索里尼拒绝了悄然入阁的想法，也拒绝为了部长职位而放弃运动最初的理想。七千名群众欢呼。在二层包厢里，鄙视墨索里尼的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克罗齐也鼓掌了。他身旁的福尔图纳托因现场的暴力而战栗。克罗齐于是引用马克思关于暴力是历史助产士的意象。这段交流使这句格言不再只是抽象的观察——就在政治暴力受到公开赞扬的时刻，它成了一种解释。

这一场景赋予这句话令人不安的双重意味。克罗齐的安慰借助了有关历史变革的语言，而那些为墨索里尼鼓掌的人，则是在回应一个拒绝将自身抱负与武力分开的政治运动。之后，路易吉·鲁索质疑克罗齐为何鼓掌。克罗齐回答说，政治是戏剧，政治人物是演员，将这场演讲——以及他自己的反应——置于一场既关乎表演也关乎信念的景观之中。因此，这句格言出现在这样一个场景里——暴力不仅受到议论，还在观众面前被搬演出来。

战争余波与复兴的承诺

本书对战后余波的叙述，为这句话的力量作了铺垫。在想象中的舞台上，空无一人，舞台下则是阵亡的1100万人；500万名返乡老兵正涌向意大利边境。旧政治阶层被描绘为疲惫不堪，无法阻止新的危机；叙述者暗示，未来将把属于过去的人与正在到来的人区分开来。在这种背景下，暴力可以被描绘成打破一个声名扫地的秩序的手段。但这一意象始终与使这种承诺成为可能的尸体和幸存者密不可分。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以凡尔赛与阜姆作对照，提供了同一种复兴叙事的另一种版本。凡尔赛代表着一个因猜疑和讨价还价而疲惫不堪的欧洲；阜姆则与青春、光明、生命，以及由死者和未出生者承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本书指出，意大利人并未追随邓南遮，而且他的权威当时已经衰退。不过，这一对照仍呼应着那句格言的逻辑——人们想象一个所谓的新时代从旧时代的废墟中诞生，尽管政治热情并不能保证承诺的未来必将到来。

从政治纲领到民族再生

墨索里尼为新生的国家法西斯党制定的纲领，赋予了这种再生语言以政治形式。他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综合力量，声称暴力埋葬了旧有手段之后，它能够吸纳自由主义。纲领试图以单一的意大利身份取代地方身份，将民族强大与帝国抱负联系起来，并把罗马天主教会纳入这一帝国愿景。纲领还宣称国家是法西斯的，赋予运动教育和约束群众的职责，并将血统的健康视为创造历史的材料。

在这些段落中，这句格言并未被当作正式的政党口号提出。相反，它阐明了运动主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前提——力量被描述为建立新的政治和民族秩序的工具。纲领所涉及的范围——从国家和经济到群众政治与族群——表明了这种变革承诺的广度。其规模也进一步凸显了其中的矛盾——民族复兴的语言，是建立在一种将强制手段视为方法之一的政治之上的。

反复出现的新时代意象

后来，墨索里尼回到贝尔焦约索广场，那里曾是早期法西斯集会的地点。规模的变化十分显著——四年前，那里聚集的追随者只有几百人；如今，人群以数千计，演讲者将运动过去的小团体与如今的军团相比较。他把志愿者描述成具有宗教特质的军队，并将集会描绘成一个民族复活、成为国家，继而在世界上不断扩展的过程。

这一场景让人想起早先通过武力重塑历史的承诺，但强调的重点转向了成长、归属感和集体命运。在同一幅更广阔的肖像中，墨索里尼被塑造成新人和混乱的裁决者，而旧政治家则沦为一个已逝时代的遗物。因此，这句格言持久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否判定暴力可以创造更好的秩序，而在于它展现了本书中的政治人物和旁观者如何理解暴力——把它视为衰败与复兴之间的门槛——以及重生的承诺如何从它声称要克服的危机与破坏中获得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