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与生者并肩前行

M:世纪之子

“死者与生者并肩前行”这一短语使死者成为当下政治中的积极参与者。在费拉拉的一场法西斯葬礼上,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仪式的目的——不仅哀悼逝者,更要让他们的记忆持续带有政治力量,通过仪式、怨愤与昭雪的承诺,将生者凝聚到一项事业之中。

费拉拉葬礼上的短语

演讲者向三名在费拉拉周边冲突中丧生的法西斯分子致敬时,说出了这句话。他们的死与一个醒目的地方反差相对照——同一年里,有192起谷仓火灾被归咎于赤色派,而其中一名死者在全省也只建立起五个法西斯小组。葬礼演说将这种悬殊转化为勇气的故事——一小群人虽寡不敌众,却被描绘成直面规模大得多的力量。随后,这句话将这一叙述带出眼前的场合,使阵亡者仿佛仍陪伴着继续斗争的人们。

仪式的庄严本身并非目的。叙述强调,布道、祈祷与人群的分列,并非为了让死者安息,而是要让他们继续留存在政治记忆之中,不被埋葬。他们的死应以昭雪回应,而非局限于私人哀痛。这句话道出了仪式的核心转变——死者成为生者持续承担的一项要求。

将记忆转化为集体行动

葬礼仪式延伸至街头。约一千名法西斯分子列队返回费拉拉市中心,唱着他们的颂歌;大部分资产阶级则为他们让路,并向队伍致意。因此,这句话不仅属于墓地旁的演说,也伴随着一场公开表演——一个群体借死者之名,将自己呈现为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且获得授权的力量。哀悼提供情感纽带,游行则赋予这条纽带可见的形式。

这种对死者的运用,与对待社会主义者一方的方式形成对照。叙述称,社会主义者的死伤遭到忽视,一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兼护士的死亡甚至被归咎于意大利人民党。在同一场冲突中,法西斯死者则受到公开敬奉,被视为烈士。这一表达的力量,取决于人们围绕谁的死者值得纪念、他们的死应被赋予何种意义所展开的争夺。它将党派仪式呈现为对集体记忆的主张,同时使另一方的死伤淡出公众的认知。

更广泛的战争与重生话语

这一短语也呼应了全书更广泛的意象——战后社会仍围绕着死者的存在而组织起来。早先的一段感想设想,五百万名归来的退伍军人正冲击着旧政治秩序,而数百万名战死者则成为幸存者赖以坐立的地基。在这幅图景中,生者既没有与死者彻底分离,也无法摆脱战争——过去成为一种力量,塑造着政治归属与期待。

这一关联在全书对民族复兴的描绘中再度出现。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将阜姆描述为一个身后承载死者、身前迎接未出生者的地方;后来,法西斯修辞又将运动的壮大描绘成复活,并将一个民族转变为国家。书中一再把生者描绘成牺牲的继承者,而这种牺牲为承诺中的未来提供了正当性。费拉拉的这句话浓缩了这一政治结构——死者并非一个已经合上的篇章,而是行动的同行者与凭据。

仪式、纪念及其后果

书中其他场景则以不同形式呈现这一结构。米兰上空的一枚信号弹将集会变成一场经过编排、充满战争色彩的景观;无名战士的安葬仪式则让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代表所有阵亡者。贾科莫·马泰奥蒂的葬礼上,他的遗体被送回故乡时,数万名哀悼者聚集起来,要求复仇、正义与报应。这些事件与费拉拉的仪式并不相同,但同样展现了公开举动、游行与共同话语如何将政治记忆化为集体体验。

因此,这一表达既具有慰藉作用,也具有动员作用。它拒绝将死亡视为与公共生活隔绝的事件;但在费拉拉的情境中,这种拒绝也将哀痛引向党派昭雪。它持久的意义就在于这一双重作用——通过纪念让死者持续присутств于人们心中,并利用他们的存在将生者凝聚到持续进行的政治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