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萨斯城1936年选举舞弊案

1936年堪萨斯城选举舞弊案是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政治组织被揭露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调查人员发现约6万张虚假选票，随后的审判促成279人被定罪。调查始于对涉嫌选举舞弊行为的审查，却逐渐扩大为对财务交易的调查，使这起丑闻的影响超越了投票本身，也让这一政治机器的脆弱性成为联邦调查记录中的事实。

调查与政治结盟

首位调查这起舞弊案的堪萨斯城联邦地区检察官是莫里斯·“塔克”·米利根的弟弟莫里斯·“塔克”·米利根。贝内特·克拉克安排了米利根的任命。1936年选举后，米利根在对抗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的行动中的主要盟友是州长劳埃德·C·斯塔克；斯塔克本人能升任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彭德加斯特和堪萨斯城的政治组织。此时，斯塔克转而反对这个组织，实际上主张自己效忠的对象应是公众，而非政治机器或其首脑。

米利根的调查首先集中于1936年选举中的投票舞弊。大批联邦调查局特工加入调查，使地方争议变成大规模的证据调查。这项调查并非只是政治对手之间的较量——调查人员收集了投票和选民登记记录，并将其与该市已知的人口数量进行核对。

投票证据与审判

米利根和特工收集的文件显示，1936年堪萨斯城约有6万张幽灵选票。许多选区登记的选民人数超过已知人口。如此巨大的差异为调查人员提供了具体依据，使他们得以提起诉讼，而不必仅仅依赖公众长期以来关于选举遭窃的怀疑。

数百名被告被送上法庭。审判持续了近两年，最终促成279人被定罪。记者威廉·雷迪格指出，对于那些多年来一直听闻有人操纵选举的居民来说，一个显著之处在于，许多被告看起来就像普通市民，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如此。因此，这些案件显示，选举舞弊不仅是显眼的政治操盘手所为，也涉及那些平日看来并无特别之处的人。被称为乡村律师的米利根通过起诉案件成为当地英雄。

从选举舞弊到财务丑闻

最终促使彭德加斯特垮台的调查，是在投票舞弊案进入诉讼程序后才开始的。斯塔克和米利根前往华盛顿；此前，贝内特·克拉克已告知富兰克林·D·罗斯福，彭德加斯特没有在报税表中申报大笔收入。罗斯福通知了财政部，财政部调查人员随后审查了一桩保险贿赂传闻；《圣路易斯邮报》记者马奎斯·柴尔兹曾于1935年报道此事。调查逐步展开后，斯塔克和米利根为五个联邦机构争取到了特别调查任务。

调查人员发现，大美保险公司的官员查尔斯·斯特里特于1935年1月在芝加哥一家酒店与彭德加斯特会面。密苏里州保险总监R·埃米特·奥马利安排了这次会面。斯特里特代表约八家保险公司，寻求解决一场关于火灾保险费率的旧争议；当时近1000万美元的款项遭到扣留。最初提出的付款金额为20万美元，彭德加斯特拒绝了这一提议。斯特里特提出50万美元后，彭德加斯特接受了；为加快处理进度，金额后来又增至75万美元。会面发生时，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刚开始熟悉国会山的情况；这一背景说明了该事件发生于杜鲁门参议员生涯早期，但并不能证明他参与了这笔交易。

后果与政治余波

投票舞弊案起诉和保险案调查共同揭露了彭德加斯特政治组织在选举方面的势力范围及其财务弱点。前者留下了可量化的选举舞弊记录，并带来一连串持续多时的刑事定罪；后者则使调查范围超出选举管理，并将多个联邦机构纳入调查。斯塔克与该组织决裂尤其重要，因为他过去的政治晋升曾依赖这个组织。

这起丑闻并未立即抹去该组织的影响力，也没有使与之有联系自动成为选举中的致命弱点。在密苏里州随后举行的一场联邦参议员初选中，尽管丑闻缠身，且遭到《堪萨斯城星报》反对，哈里·S·杜鲁门仍在杰克逊县赢得了2万张多数票。这一结果并不能衡量1936年舞弊案本身，却表明调查带来的政治后果仍有争议——揭露事件损害了彭德加斯特的组织，而杜鲁门仍能在这个政治机器曾经势力强大的县赢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