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京都移出原子彈目標名單

将京都从原子弹目标名单中删除，是对日最后行动准备工作中的一项具体决定——亨利·史汀生提出保全这座城市的理由后，哈里·S·杜鲁门同意将其从目标名单中移除。这一选择使京都区别于仍在考虑中的城市，其中包括被列为日本本土陆军总部和补给站的广岛。

秘密武器与一项独立的军事决定

这项目标决定是在对曼哈顿计划进行了多年严格保密的工作之后作出的。1943年6月，杜鲁门就无法解释的开支询问战争部长史汀生时，史汀生告诉他，这件事涉及一项秘密研发工作，只有少数人亲自知情。杜鲁门接受了史汀生的保证，相信这项工作有其特定且独一无二的用途。到7月时，他已了解足够多的情况，能够明白该计划的基本性质；当刘易斯·施韦伦巴赫询问汉福德附近大规模征用土地一事时，杜鲁门向他保证不必担心。

史汀生带给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使这种武器的规模及其战略影响变得更加清楚——备忘录警告说，美国很可能在四个月内完成一种能够摧毁整座城市的武器。美国与英国共同参与了这项武器的研发，但当时只有美国能够生产；史汀生还判断，苏联可能在几年内也具备投产能力。这些背景说明杜鲁门对该计划了解多少，但并不意味着京都问题上的决定与他对是否使用这种武器、或如何使用这种武器所作的更广泛决定相同。

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在制定入侵计划期间，杜鲁门记录了另一项迫在眉睫的两难抉择——是入侵日本，还是依靠轰炸与封锁。他称这是截至当时自己最艰难的决定，但那篇日记中没有提到原子弹。在白宫一场审查入侵计划的会议上，根据乔治·马歇尔将军所作的陈述，原子弹同样没有成为讨论内容；马歇尔提出的两阶段入侵计划从九州开始，并预计会造成大量伤亡。这些记载表明，入侵计划与秘密武器虽处于相互交叠的决策进程中，却并非可以互换的部分。

史汀生的请求与杜鲁门的同意

7月22日星期日上午，史汀生带着华盛顿发来的消息抵达凯撒街2号——对日最后行动的准备工作几乎已经完成，必须选定目标城市。他希望将京都从名单中删除。杜鲁门听取他的理由后表示同意，使这座城市免遭攻击。

史汀生的解释同时承认了两件事，并未否认京都的军事重要性——京都曾是日本首都，也是日本艺术与文化的中心。因此，在选择军事目标的过程中，这项决定将文化意义视为重要因素。广岛仍列于获准名单的首位，被标明为日本本土陆军的南部总部和补给站。这一对比清楚表明杜鲁门行动的有限范围——他排除的是京都，而非其他仍在考虑中的城市。

最后行动中的这项决定

次日上午，史汀生回到杜鲁门位于二楼的办公室；当时，一份后来被称为《波茨坦公告》的对日警告即将完成。史汀生敦促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措辞，认为日本可能会把这一说法理解为自己不能保留天皇。杜鲁门听取了意见，但史汀生未能说服他改变政策。这场分歧与同意将京都移出名单一事彼此独立，但也表明，这项同意是在一段紧凑时期内作出的众多决定之一，而这些决定关系到战争将如何结束。

7月24日，史汀生又一次登上楼梯，来到杜鲁门的办公室，带去另一条消息。叙述将这一天描述为几乎可以肯定是命运攸关的一天；此前已经选定目标并着手准备最后通牒。因此，将京都移出名单是正在推进的行动中的一项具体克制，并非对更广泛战时政策的逆转。现有记载支持将这座城市被排除在外视为重要决定，但对于杜鲁门同意的全部理由，记载并未提供比史汀生提出的请求和杜鲁门表示同意更明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