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在参议院抨击检察官莫里斯·米利根

哈里·S·杜鲁门在1938年2月15日发表参议院演说，反对检察官莫里斯·米利根。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辩护，捍卫了杜鲁门出身的政治圈子；按照书中的说法，这也是他在参议院最糟糕的时刻。他本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依照参议院惯例，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阻挠米利根再度获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发表一场事先准备、却充满怒火的抨击，把自己的忠诚与愤怒带进参议院，却几乎无助于提升自己的声誉或推进自己的主张。

再度任命之争

这场对峙源于杰克逊县腐败调查，以及围绕米利根是否继续担任地区检察官的争斗。书中没有说清杜鲁门对涉及汤姆·彭德加斯特的保险贿赂案了解多少；书中暗示他可能所知甚少，并指出后来揭露的情况让他大为震惊。但米利根的任期将在1938年初届满，劳埃德·C·斯塔克州长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都敦促参议院确认对他的再度任命。因此，杜鲁门面临一个兼具个人与政治分量的抉择——依照参议院惯例，他只要宣称自己个人厌恶米利根，就可以阻止其获任。

罗斯福致电杜鲁门，请他看在私人情分上不要这么做。杜鲁门本可以不采取任何行动、保持沉默，以此顺从罗斯福。但他没有这样做。2月15日星期二，他穿过参议院会议厅的摆动门，对米利根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联邦法官发动了一场全面抨击。这一选择之所以重要，部分是因为它不同寻常——这是杜鲁门唯一一次抨击总统，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参议院谈及——或为之辩护——自己的政治出身。

在愤怒中发表的准备稿演说

杜鲁门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宣读，但这场演说并非措辞克制。它尖刻而愤怒；书中的叙述认为，即便杜鲁门的一些根本不满值得考虑，他的反应也严重过度。他称米利根是罗斯福的“私人任命”，说这项选择是为了安抚“极端党派化的新闻界”，并指控米利根腐败。他还指责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联邦法官搞政治，因为他们是由共和党总统沃伦·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任命的。

最尖锐的指控涉及选举舞弊案件审判的公正性。杜鲁门认为，来自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人在密苏里州西部的联邦地区法院不可能得到公正审判；他特别指出，法院不允许该县任何人担任陪审员。多年后，一位联邦地区法官回忆了杜鲁门愤怒背后的情况——民主党人在发生选举舞弊的选区遭到起诉，而同一批选区的共和党选举法官和书记员，在这位法官看来也同样有罪。这位法官说，陪审员遴选做法和选择性起诉扭曲了杜鲁门的看法；杜鲁门“觉得自己必须猛烈抨击，而他确实猛烈抨击了——这有损他的声誉”。这段回顾因此既保留了杜鲁门的不满，也呈现了他反应失度的问题。

杜鲁门把自己的反对意见说成是在捍卫公平、反对党派司法；他将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民主党人在该法院的处境，比作犹太人在希特勒法庭上，或托洛茨基追随者在约瑟夫·斯大林面前的处境。这种比较传达了指控的激烈程度，却也使这一事件在政治上更具破坏性。书中认为，杜鲁门似乎失去了控制；这场演说除了宣泄积压的怒火，或许让汤姆·彭德加斯特感到些许满意之外，毫无用处。它并未使听证会变成对堪萨斯城政治组织及其政绩的成功辩护。

在参议院孤立无援与付出的个人代价

参议院表决确认米利根的任命时，杜鲁门孤身一人投了反对票。按照书中的评价，这场演说一无所获。若采用更审慎的辩护方式，或许可以促使听众超越对政治头目统治的熟悉印象，转而考虑这个政治组织的成就——而杜鲁门本人也很欣赏这些成就。但他的言行举止反而削弱了这种可能性。他的介入让人看见他与自己政治出身的联系，却没能为他试图捍卫的人或机构赢得实际胜利。

然而，对于看重个人忠诚的人来说，这件事仍有另一层意义。可以说，值得称赞的是，杜鲁门为一位老友勇敢地表了态，没有“躲起来避风头”。这种辩护并未抹去演说造成的政治代价，而是指出了评判此举时可以采用的另一种标准。一种解读认为，杜鲁门没能控制自己的怒火，损害了自己的声望；另一种解读则认为，在沉默更为容易的压力之下，他拒绝与一段旧交情撇清关系。

白宫严厉表达不满后，杜鲁门郁郁不乐了好几天。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密信中说，“鉴于我星期二在参议院讲台上的演说，以及白宫对此的反应”，他不会在1940年竞选连任。后来，他要求对方把信退还给他。因此，这件事触及的不只是他的参议院声誉，也包括他对政治前途的预期——有一段时间，他把总统身边人的反应理解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终结。

回顾这场风波

这场演说与杜鲁门后来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不能证明仅仅是这次斥责造成了持久改变。例如，1945年4月，他首次以总统身份向国会演说，过程谨慎，期间掌声打断演说十七次，并广受好评。后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违抗他有关公开发言的指示时，杜鲁门没有立即将其解职。他口授了一份措辞克制的谴责，并决定让与会者隔夜考虑此事；尽管他强压怒火，也清楚对抗一位广受欢迎的将军会带来政治风险。这些后来的场景展现了另一种判断方式——谨慎行事、从容处理，而不是在参议院讲台上勃然爆发。

1938年的这次抨击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其中牵涉的利害既有政治层面，也有个人层面。杜鲁门违背了罗斯福的意愿，公开挑战米利根和那些法官，并表明自己极为关切选举舞弊案件的处理方式。然而，无论是参议院的表决，还是更广泛的政治反应，都没有因为他采取这种方式介入而给予回报。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其中未能化解的矛盾——忠诚可以是勇敢的，但若以失控的谴责表达出来，就会让杜鲁门陷于孤立、损害他的声望，并使他一度怀疑自己能否继续从事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