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支持哈里曼竞逐1956年民主党总统提名

杜鲁门

杜鲁门支持哈里曼竞逐1956年民主党总统提名,是一次积极却未能成功影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选择的行动。刚结束一次广受欢迎的欧洲之行,哈里·S·杜鲁门便试图让阿夫里尔·哈里曼而非阿德莱·E·史蒂文森成为提名人。这一事件既显示了杜鲁门在党内的影响力,也显露了它的局限——他能够吸引关注、搅动党代会局势,但个人声望并未让他得以左右最终选择。

从欧洲赞誉到党内角逐

一回到家,杜鲁门几乎立刻投入选举年的政治活动。在欧洲,他受到欢迎,被视为一位亲切、不摆架子的美国代表;英国的观察人士和报纸盛赞他的访问,一名旁观者还说,如果他在国内竞选,肯定能赢得任何选举。然而,受到热烈欢迎并不等于在民主党内部拥有政治影响力。杜鲁门归国后的首要大事,是为纽约州州长哈里曼争取提名,而不是支持史蒂文森。

杜鲁门的选择反映了他对民主党和国家所需之人的看法。他说,自己认为国家需要一位想要这份工作的人;他批评史蒂文森缺乏赢得选举所需的斗志。他的介入不只是表明个人偏好——在芝加哥布莱克斯通酒店举行的一场人头攒动的记者会上,他公开陈述了反对史蒂文森参选的理由。这样一来,杜鲁门便成了这场角逐的积极参与者,而不只是从场外私下表达看法的前总统。

试图左右人选

杜鲁门支持哈里曼的立场,也伴随着他不久前给史蒂文森的一条实用建议。几周前,两人在布莱克斯通酒店共进晚餐时私下交谈,史蒂文森问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杜鲁门指了指楼下街上的一个人,建议他学会如何争取那位普通选民。这番建议显露出杜鲁门立场中的矛盾——他质疑史蒂文森与选民建立联系的能力,同时又试图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判断影响党内决定。

在芝加哥举行的八月党代会上,杜鲁门支持哈里曼;哈里曼两年前当选纽约州州长。一度看来,角逐仍充满变数,杜鲁门或许还能扭转局势。政治观察人士说,他乐于享受悬念,而党内领袖则忧心忡忡,揣测事态将如何发展。在局势最不明朗之际,他把政客们抛在身后,驾车参加了该市南区的巴德·比利肯日游行。他行驶了两英里半,沿途有十万名热情的群众。这一幕让杜鲁门在试图左右党内人选的同时,置身于普通芝加哥市民之中,也展现了其影响力所倚赖的个人声望。

然而,游行和党代会上的运作并未转化为对提名的掌控。两者的反差十分鲜明——杜鲁门能够吸引公众目光、点燃紧张的政治时刻,但代表们最终作出了他反对的选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史蒂文森轻松赢得提名。只看结果的人会认为,杜鲁门把个人声望误当成了政治权力,因此显得前后矛盾,甚至可怜。这种解读道出了挫败,却没有涵盖杜鲁门的全部反应。

受挫、背书与继续助选

史蒂文森胜出时,杜鲁门没有显露丝毫怨愤或懊悔。他立即支持这位提名人,称史蒂文森在十一月的胜算极佳,并承诺密苏里的小个子会全力支持。他还写信给迪安·艾奇逊,说自己到场时觉得党代会死气沉沉,于是决定让它活跃起来。他表示会尽一切努力帮助民主党获胜,并感叹自己要是能年轻十岁就好了。他在私下叙述中强调的,不仅是自己未能选定提名人的努力,也包括他享受这场角逐,以及之后仍愿继续工作的决心。

他随后履行承诺,为民主党候选人阵营助选,先后前往密尔沃基、得克萨斯州、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印第安纳州加里和匹兹堡。在匹兹堡,他和艾森豪威尔住在同一家酒店,却没有碰面。史蒂文森落选、艾森豪威尔连任后,杜鲁门告诉林登·B·约翰逊,他希望民主党继续成为人民的政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主党就赢不了。因此,他支持哈里曼的行动虽以提名失败告终,却没有让他退出党内政治——杜鲁门接受了代表们的决定,支持他们选出的提名人,并继续为民主党的更广泛事业助选。

个人影响力的局限与作用

这一事件呼应了杜鲁门政治生涯中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即使成功无望,他也愿意坚持自己的判断,但劝说并不能确保他人听从。在其他场合,国会否决他的提案后,他仍坚持不懈;在一次对希腊援助至关重要的会议上,他召集国会领袖,听乔治·C·马歇尔陈述采取行动的理由。他与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工作关系,也建立在跨党派的经验与信任之上。这些事件与提名角逐并不相同,但有助于区分杜鲁门对直接参与政治的信心,与认为参与便能掌控结果的假设。

他1948年的连任选举竞选则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对照。杜鲁门仍是竞选活动的公众中心,马不停蹄地奔走演讲,但竞选结果取决于幕后工作、竞选组织和选民选择的共同作用,而非候选人一人之力。为哈里曼争取提名的行动同样不能简化为杜鲁门个人的参与——他的声望带来了悬念与关注,但党代会的选择表明了其影响力的边界。最终,史蒂文森成为提名人;杜鲁门立即表示支持,随后又继续助选,从而把党内的失利转化为对民主党候选人阵营的持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