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选举

1937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选举，将参议院领导层的空缺变成了对总统影响力、政治忠诚以及哈里·S·杜鲁门在华盛顿地位的考验。约瑟夫·罗宾逊去世后，围绕富兰克林·D·罗斯福法院法案的斗争暂告停止，杜鲁门随即面临支持阿尔本·W·巴克利的压力。他拒绝了这一要求，信守先前支持帕特·哈里森的承诺；然而，巴克利仍以一票之差赢得秘密投票，而杜鲁门坦率的行事方式帮助两位参议员建立了持久的联盟。

法院之争中的空缺

7月14日，曾为罗斯福推动法院计划的多数党领袖约瑟夫·罗宾逊在国会大厦对面自己的公寓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随后展开的领导权角逐并非孤立的人事决定——参议院的选择可能影响新政的前途，并决定由谁领导参议院应对围绕最高法院的斗争。两位主要竞争者是巴克利和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哈里森是保守派，也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罗斯福明确表示，他希望巴克利接替罗宾逊。他在一封写给“亲爱的阿尔本”的公开信中称巴克利为“代理”多数党领袖。在参议员看来，这种措辞像是总统干预参议院事务，也使接班之争变成又一场激烈斗争。施压并不只通过公开表态进行。詹姆斯·A·法利的私人摸底显示，哈里森将以一票之差获胜，而白宫为改变这一票数差距所作的努力也愈发紧张。

施压与杜鲁门的承诺

一位参议员立场的转变，显示了游说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威廉·H·迪特里希原本承诺支持哈里森，但芝加哥的博斯·凯利打电话给他，提出如果他按罗斯福的意愿投票，就让他参与任命两名联邦法官。迪特里希于是改变了立场。然而，杜鲁门没有收到这样的提议。7月19日，也就是投票前一天，汤姆·彭德加斯特告诉他，白宫请他“告诉”杜鲁门该怎么投票。

杜鲁门说，他已经承诺支持哈里森，不能食言。他告诉威廉·赫尔姆，詹姆斯·A·艾尔沃德也打过电话，但拒绝艾尔沃德比拒绝彭德加斯特容易：“对汤姆说不，是我一生中最难做的事之一。”杜鲁门称，这是彭德加斯特唯一一次因投票问题给他打电话；他说，通常彭德加斯特会通过电报表明自己的看法。显然，彭德加斯特和杜鲁门一样，并不欢迎白宫的干预；据称他还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一事件加深了杜鲁门对政府如何看待他的不满。白宫没有直接找他，而是通过彭德加斯特传话，这让他怒不可遏。这种传话方式似乎证实，在白宫眼中，他仍是“彭德加斯特的参议员”。得知罗斯福无法接电话后，杜鲁门转而与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利交谈。他说自己厌倦了被“呼来喝去”、被当作办公室勤杂员对待，并期望得到与其职务相称的尊重。因此，他愤怒的原因不仅是有人施压要他改变投票决定，也在于对方认定他与彭德加斯特的政治关系意味着他理应听从指示。

秘密投票与一次格外坦率的交谈

巴克利以为杜鲁门已承诺支持他。巴克利后来回忆说，杜鲁门来找他并表示：“要求我投票支持哈里森的压力太大了，我要请你让我不必履行对你的承诺。”这番交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杜鲁门没有隐瞒自己作出的另一项承诺，也没有悄悄让巴克利在投票结束后才发现他的选择。巴克利后来表示，他钦佩杜鲁门的勇气和品格，并将他的坦率与政坛上一边微笑、一边向盟友下手的习惯相对照。

7月21日，民主党参议员在参议院办公大楼白色大理石装饰的党团会议厅举行会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巴克利以一票之差获胜。这一微弱优势使杜鲁门的两难处境格外重要——如果他采取不同做法，结果或许会改变，尽管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他投了谁。巴克利胜出后，杜鲁门立即承诺支持他。这场考验两人信任的角逐，反而成为他们建立持久友谊与政治联盟的开端。

直接后果

这场领导权投票并未挽救罗斯福的法院计划。次日，参议院以50票之差将法案送回司法委员会，法案就此搁置。杜鲁门认为这场失败理所应当，并认为整件事是罗斯福处理失当的一次错误。事情的发展将领导权之争与一场更大的挫败联系起来——白宫的施压未能确保在参议院轻松获胜，而法院法案的失败则是罗斯福上任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失利。

这场选举也使杜鲁门的立场比单纯忠于总统或服从彭德加斯特更为复杂。他拒绝了白宫的要求，但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已承诺支持哈里森；随后，他坦率地与巴克利沟通，并在结果揭晓后支持他。他的行事方式并未消除那些令他人称他为彭德加斯特参议员的政治关联，却表明他坚持认为，这些关联并不意味着别人可以随意指使他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