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l输油管道工程
杜鲁门Canol输油管道工程是一项拟议中的四英寸输油管道计划，管道将从加拿大延伸1,200英里至阿拉斯加。该工程由布里昂·B·萨默维尔将军倡议并秘密启动，在推进过程中既没有充分的成本估算，也未认真考虑地形、气候、材料、人力或专家意见。杜鲁门委员会的调查不仅揭示了该项目准备不足，也凸显了一个更广泛的战时问题——军方能否在缺乏有效文官监督的情况下调配庞大的工业资源。
起源与保密
该项目的名称源自加拿大石油。萨默维尔未经广泛协商便启动了工程，战争部则将预算申请隐匿在一项2,500万美元的拨款之中，该项目仅被笼统描述为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建设军事设施。保密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其他文职机构，尤其是内政部长兼石油管理局局长哈罗德·艾克斯的干预。这一做法使承担相关职责且具备专业知识的机构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计划却持续推进。
该项目的倡议者尚未确立修建如此规模管道的实际依据。线路横穿1,200英里的艰险地带，但规划并未充分考虑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建筑材料与工人的供应情况，也没有征询石油专家、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和战时生产委员会的意见。承包商斯蒂芬·贝克特尔公司的员工将这项工程宣传为非凡成就，但宏大的规模并未配以必要的前期工作，因此无法据此判断工程是否可行或值得实施。
这一事件发生在军方影响力日益扩张至经济领域的更大背景之下。1942年上半年，军事合同为经济增加了4,000亿美元；哈里·S·杜鲁门担心，雄心勃勃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正逐渐掌控工业和农业。那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将文官控制描述为关乎国家未来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关键议题。即使委员会不同意采购事务单一主管的意见，他仍支持设立这一职位，这也反映了相关顾虑——监督不应演变为立法者替行政部门制定政策，但战争努力仍需要由负有责任的文职官员加以指导。
委员会的调查
萨默维尔出席杜鲁门委员会听证时，艾克斯也作了证。他称该项目源自一份一页纸的备忘录，并认为这条管道毫无用处；听取了萨默维尔的首席顾问詹姆斯·H·格雷厄姆的陈述后，委员会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作为一名一美元年薪官员，格雷厄姆甚至不知道计划中的管道长度。他没有编制成本估算，并认为其他人也没有编制过。他坚持认为战时成本无须考虑，这进一步加深了委员会的担忧——项目在推进时，甚至没有对其规模和开支作最基本的核算。
听证会清楚展现了军方权力与文官问责之间的距离。萨默维尔由四名准将和几名少校陪同出席。听证过程中，他要水喝时，水杯沿着军衔队列传递；最终，一名少校为他倒水，再沿着同一队列把水杯递回。合众社记者艾伦·德鲁里记录下了这一细节，使抽象的正式等级制度有了鲜明的具象表现。休·富尔顿和参议员哈利·基尔戈在四个半小时里承担了大部分质询工作，哈里·S·杜鲁门则在旁聆听，随后将海军方面的立场纳入记录。
哈里·S·杜鲁门曾询问海军是否受到征询或受邀参与。根据海军部一封信的说法，查阅海军档案后未发现此类询问的记录，也没有任何海军军官或官员就该项目接受过口头质询。萨默维尔表示，他从未声称自己曾询问海军。随后，他坚持说海军作战部长等人曾表示支持。哈里·S·杜鲁门指出，海军部长持相反意见，之后宣布委员会休会。这场交锋为项目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具体检验——直接涉及船舶和石油事务的机构未曾受到征询，而关于海军支持的说法也遭到了海军部自身的质疑。
成本与后果
委员会的批评并未使Canol输油管道工程停工。工程仍然继续，最终耗资1.34亿美元，相关记述认为这笔钱原本没有必要支出。损失不仅限于金钱。在某一阶段，工程动用了4,000名军人和12,000名平民，还占用了战争努力中其他地方所需的材料和人力。于是，规划不足造成了更大的代价——资源被投入一项必要性和可行性都未得到有力证明的计划。
Canol工程也显示了国会调查的局限。杜鲁门委员会能够揭露准备不足、质询军方官员，并让机构间的分歧公之于众，却无法确保每一项受到批评的工程都被叫停。听证会后，该项目仍在继续，因此调查虽产生了影响，却没有形成控制力。这一区别对于评价委员会的记录很重要——监督能够质疑决策并揭示浪费，但其权力并不等于能够指挥负责执行项目的各个机构。
在杜鲁门委员会工作记录中的意义
后来，人们将该委员会的战时工作视为国会调查工作的杰出典范，估算认为它节省的开支高达150亿美元。准确总额无法确定，这一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被夸大了。调查的威慑效果则较难衡量——由于担心受到调查并遭到公开揭露，工业界、政府和军方人士更加谨慎地履行职责。Canol工程属于这份工作记录中较不成功的一面。委员会查明了一项代价高昂的失败，但其调查无法撤销已经发生的支出，也无法收回已经投入的资源。
因此，该项目的重要性既在于它造成的浪费，也在于听证会所揭示的问题。一项规模横跨大陆的军事工程在秘密中启动，预算被纳入含糊不清的项目说明之下，而且在缺乏可靠成本估算、未征询海军意见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杜鲁门委员会通过公开检验这些疏漏，将一项鲜为人知的建设计划变成了一个实例，说明战时权力必须接受文官判断的问责。Canol工程最终的成本也构成了有力的反证——揭露错误并不等于阻止错误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