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凯斯

丹尼尔·凯斯在书中承担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角色——他既是调查并讲述比利·米利根故事的作者，也是持续与比利通信、并在其治疗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与他见面的人。他们的会面表明，彼此认出对方并非始终如一——凯斯凭一个眼神和一个手势认出了教师，而比利后来则需要得到提示才认出凯斯。尾声将两人的联系延伸到这些场景之外，记述了他们数月间通过信件和电话保持联系，也提到比利希望回到雅典继续接受治疗。

身份与背景

作者传记按语称，凯斯出生于纽约市，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他的第一部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曾获奖，并被列入高中和大学的学习内容；该书也曾被改编成电影《查理》。按语写作时，凯斯已婚，有两个成年女儿，并在俄亥俄州雅典市的俄亥俄大学担任英语教授。这些信息将米利根的故事置于一位小说家和教师的创作经历之中，而书中的场景则展现了凯斯更为直接的角色——他作为作者与书中主人公交谈并保持联系。

书中的作者相关材料还记述了一项具体的案件研究。凯斯说，他查阅了背景文件，并发现两份令人困惑的脑电图报告，这些脑电图是在比利·米利根脑部进行的检查所得。1978年5月，在米利根依照法院命令于哈丁医院接受检查期间，两位不同的医生相隔两周进行了测试。凯斯在1982年7月20日的按语中说，当前的研究已为理解这些脑电图的意义带来了新的认识。这一细节表明，他的角色不只是探访者——这部叙述也借助了相关记录，而随着知识的发展，人们对这些记录的解读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书中的叙述与作者按语展现了两种不同的接触途径——与米利根的个人会面，以及对其案件的文献调查。

与比利·米利根的会面

9月17日，星期一，也是举行听证会的日子，凯斯沿着艾特治疗机构的走廊走去，看见比利正在等他。他从那会意的微笑、清澈的目光和点头中，判断眼前的人是教师。两人握手。凯斯向他问候，说很久没见了；教师回答说，发生了很多事。随后，凯斯提议在艾伦·戈兹伯里和史蒂夫·汤普森到来之前，两人先单独谈谈。在这次会面中，凯斯首先通过可见的迹象认出了对方；问候表明两人早有交往，而对即将到来的访客的提及，则将他们的私下会面置于围绕米利根展开的更大程序之中。

后来在5号病房的一次探访则呈现出鲜明对比。直到凯斯出言提示，比利才认出他。此时，比利才说认出他是那个一直与比利交谈的人，凯斯则问他是谁。这段现存文字以一个问题结束，没有给出解释。其意义在于认人次序发生了反转——在艾特治疗机构，凯斯几乎立刻认出了教师；而在病房里，比利起初没有认出凯斯。这些场景并未说明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但合在一起，它们使认人本身成为一种可见的尺度，展现凯斯接触比利以及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身份的途径如何变化。

持续联系与尾声

在尾声中，凯斯记述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通过信件和电话与比利保持联系。米利根仍希望上诉法院能够推翻将他送往利马州立医院的裁决，这样他就能回到雅典，继续接受大卫·考尔医生的治疗。因此，叙述将凯斯与米利根的关系延伸到面对面会面之后——在米利根与自己希望重返的治疗环境相隔绝时，通信使两人继续保持联系。

这种希望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成功返回。凯斯报告说，1980年4月14日，在第二次复审听证会上，一名法官驳回了米利根的律师针对院长和临床主任提出的藐视法庭指控；律师指控他们没有把米利根作为多重人格患者进行治疗。然而，法官仍下令米利根留在利马。尾声将这一裁决与米利根的希望并列，保留了他所期望的结果与继续支配其处境的命令之间的区别。凯斯的叙述没有把持续通信说成米利根所寻求治疗的替代品，而是让这一悬而未决的处境始终清晰可见。

叙事与文献记录角色

有日期的作者相关材料为全书勾勒出清晰的框架。尾声记述凯斯在书中所叙事件之后仍与米利根保持联系；而一则标注为1982年7月20日的作者按语讨论了脑电图记录，传记按语则说明凯斯当时任职于俄亥俄大学。另一处署明“俄亥俄州雅典市，1982年5月7日”的日期，也进一步将结尾几页锚定在尾声中与米利根希望返回之处相关的地点。这些日期和地点并未解决米利根的法律或医疗处境；它们表明，作者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个人联系、文献记录和回顾性按语，持续重返这一案件。

因此，凯斯的角色既不局限于置身事外的观察，也没有被塑造成全知权威。在会面中，他能凭微笑和点头认出某个特定身份，却不能让米利根立刻认出自己。在尾声中，他能报告米利根仍抱有的希望以及法院的决定，但在这段叙述里，希望仍未实现。在作者按语中，脑电图仍是一些报告，其意义受到后续研究的影响。这些细节共同界定了凯斯在书中的位置——他是一位持续在场的见证者和调查者，足以记录手势、谈话和通信，却仍受限于不断变化的认人状况、法院命令以及尚待解读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