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达

坦达是代顿居民，经由她在代顿司法精神中心接受治疗的兄弟结识了比利·米利根。她成为比利稳定的实际支持者，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她陪伴在他身边，同时也面对他被拘禁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两人的婚姻有着鲜明的反差——教师将戒指戴到她手指上的亲密举动，与医院环境使这对夫妻无法独处的现实形成对照。后来坦达离开了，并在一张便条中解释说，来自各方的压力已经令她不堪重负。

与比利相识并成为照料者

玛丽离开代顿几周后，坦达开始前往代顿司法精神中心探望兄弟。兄弟把她介绍给比利·米利根后，她很快开始为比利做一些玛丽曾做过的事——替他打字、从外面带食物给他，以及为他买衣服。这些都是日常的照料行为，但在医院封闭的生活规律中，它们让坦达与比利的关系有了实际而持续的存在。

随着比利的状况恶化，这份照料也变得更加迫切。1981年7月22日，坦达因担心比利而给叙述者打了电话。他不换衣服、不刮胡子，也不吃东西，并开始与所有外界联系人断绝往来。坦达担心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兴趣。她的担忧并非来自遥远的观察——她密切关注着他的退缩，能够辨认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迹象，并及时告知可能联系上他的人。

医院中的恋爱关系与婚礼

搬到哥伦布后，坦达与比利的姐姐凯西·米利根住在一起，以便经常探望他。她说自己爱他，想和他亲近。这段关系并不只存在于比利那些为人熟知的人格之间——后来，教师告诉叙述者，他和坦达相爱，并想结婚。他们计划于1981年12月15日举行婚礼，特意选了这个日期，好让朱迪思·博克斯医生能在动身前往澳大利亚度一个月假之前出席。

找到愿意主持婚礼的人花了好几周。坦达先后询问了布道者、牧师、神父和法官，最后，一位名叫加里·维特的年轻卫理公会牧师同意为他们主持婚礼。维特解释说，他之所以主持仪式，是因为他支持那些被视为弱势者的人。他的意愿让婚礼成为可能，但围绕婚礼的宣传也使仪式进入了公众视野。

婚礼于12月22日举行，那时朱迪思·博克斯医生已经动身前往澳大利亚。现场只有维特、带来结婚许可证的遗嘱认证法院工作人员，以及叙述者。教师将戒指戴到坦达手指上，并亲吻了她。这一幕以亲密的举动赋予婚姻独特的意义，但举行仪式的环境也划定了这种举动无法实现的事——俄亥俄州不允许夫妻探视，因此，除非比利被转到最低安全级别的医院或民事精神病院，否则两人无法独处。

婚礼之后，坦达面对记者、摄影师和电视摄像人员。她说自己见过比利的大多数人格，而且他们都接受了她；她希望有一天两人能过上正常生活。她的这番话使这段关系成为公众关注的事情，但也表达了一个未来，而实现这个未来的基本条件并不由她掌控。

受到审视的关系与未定的未来

婚礼后不久，教师和坦达注意到比利的治疗发生了变化。教师被停用了所有药物。安保人员开始反复搜查他的房间，并在探视前后对他进行脱衣搜身；有些时候，坦达也遭到脱衣搜身。两人都觉得这些做法有辱人格，并认为这是蓄意骚扰。因此，婚姻并未让他们得以避开医院的权力——即便探视，也可能使坦达暴露在侵扰性极强的安保程序之下。

治疗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俄亥俄州精神卫生部没有续签朱迪思·博克斯医生的合同，教师也随之再度分裂。这些事情发生在坦达婚姻所处的同一段动荡时期，但叙述并未将其归因于坦达，也未认定这些事情单独决定了这段关系的走向。不过，这些事确实显示，这对夫妻几乎无法掌控他们共同未来所依赖的治疗和机构安排。

离去及其意义

2月12日，凯西·米利根发现坦达的衣物和其他物品已经不见，比利的汽车也不见了。坦达留下一张写给比利的便条。她说自己已从两人的联名银行账户中取走所有存款，答应有朝一日还钱，并承认趁夜偷偷离开是不对的。她还说，自己再也承受不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这张便条记录了实际层面的决裂——她离开并取走两人共有的资金——也记录了她本人对背弃信任这一行为的认识。

比利的各个人格感到受骗和背叛，但对这个消息的反应还算平静。艾伦说自己感到心碎，并且有一段时间心如寒冰；随后，他决定不以坦达为例评判所有女性，正如他无权以虐待他的继父查尔默·米利根为例评判所有男性。杰伊·戴维斯医生对比利应对这一消息的方式印象深刻。因此，坦达的离去并未抹去这段关系的重要性，却终结了婚礼曾让人看见的共同生活希望。她的经历从细心的探访者，发展为照料者、妻子，最后成为一个在压力不断累积之下离去的人。教师为她戴上戒指与坦达在夜间离去之间的落差，构成了这段关系的核心张力——两人宣示了爱意，也公开确认了婚姻，但比利所处的环境令寻常的私人空间与稳定生活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