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的堂亲克里斯蒂安·埃斯特哈齐
军官与间谍费迪南·瓦尔辛·埃斯特哈齐的堂亲克里斯蒂安·埃斯特哈齐年纪尚轻，他的陈述揭露了埃斯特哈齐少校所作所为核心的一场私人欺诈，也为调查提供了一名关键证人。五月，他应召来到遭枪击后仍返回法庭的费尔南·拉博里的公寓，讲述堂亲如何赢得家人的信任、如何让他充当与阿尔芒·杜帕蒂·德克朗之间的中间人，以及如何使他的母亲倾家荡产。这一揭露将家族背叛转变成了与德雷福斯案有关的证据。
身份与到来
遭枪击后仍返回法庭的费尔南·拉博里将克里斯蒂安介绍给乔治·皮卡尔时，他二十一岁。他从外省来到此地；由于他的姓氏早已声名狼藉，乔治·皮卡尔起初谨慎地接待了他。克里斯蒂安没有为这个姓氏辩护——他指出埃斯特哈齐少校是自己的堂亲，并谴责堂亲给家族声誉造成的影响。他的到来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他并非与被指控军官毫无关联的陌生人。他因亲属关系和信任而被卷入少校的事务，因此能够从这段关系的内部讲述那些往来。
会面在遭枪击后仍返回法庭的费尔南·拉博里的客厅举行；乔治·皮卡尔是被紧急召来的。克里斯蒂安的证词并非一项经过精心修饰、面向公众的指控。他解释了自己为何相信堂亲的家庭状况，随后讲述这份信任如何遭到利用。叙述从十八个月前他父亲在波尔多的家中去世说起。一周后，埃斯特哈齐少校写信表示慰问，并主动提出协助处理家族财务，尽管克里斯蒂安此前从未见过此人。
遗产与欺诈
克里斯蒂安说，自己几乎没有理财经验，而他的母亲不谙世事且笃信宗教；他的两位姐妹是修女。他告诉少校，自己继承了五千法郎，而母亲将从出售财产所得中获得十七万法郎。埃斯特哈齐少校提出通过他的密友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安排安全投资。家人认为这个提议令人安心，便接受了；此后几个月，克里斯蒂安定期收到信件，信中附有支票，称是这笔投资的红利。
去年十一月，少校声称自己遇到麻烦、需要帮助，便召克里斯蒂安前往巴黎，事情由此发生变化。他说自己即将被公开指为叛徒，但坚称这项指控是犹太人企图取代德雷福斯的阴谋。他还声称，法国战争部的军官正在帮他。他说自己无法安全地会见主要联络人，于是请克里斯蒂安代为会见那人并传递消息。家人对少校的信任原本使他得以提供理财建议，如今这份信任又延伸到秘密政治活动中——克里斯蒂安相信堂亲对自己所处险境的说法，因此成了中间人。
与杜帕蒂·德克朗的接触
克里斯蒂安指出，埃斯特哈齐少校的联络人是阿尔芒·杜帕蒂·德克朗。他说自己经常与杜帕蒂会面，通常是在夜间和公共场所，包括公园、桥梁和公厕。会面谈及报纸可能很快刊出的警告，以及少校应该如何应对。克里斯蒂安还记得一个装有法国战争部秘密文件的信封。有些消息涉及乔治·皮卡尔，因此，克里斯蒂安的陈述不仅与金融欺骗有关，也与针对乔治·皮卡尔及整个案件的行动有关。
在这些通信中，克里斯蒂安记得两封不同寻常的电报。一封署名“布朗什”，由杜帕蒂写下；另一封署有一个外国名字，但克里斯蒂安在留存下来的对话中没有说明那名字是什么。他说，这两封电报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它们很古怪。这份陈述为乔治·皮卡尔提供了一名证人；此人接触过与同一秘密网络有关的消息，不过单凭这份陈述，并不能确定那封身份未明的电报写了什么。其证明力来自克里斯蒂安能够提供的具体细节，包括通信渠道和相关人员。
证词及其意义
克里斯蒂安是在发现所谓投资有问题之后决定挺身而出的。埃斯特哈齐少校停止每月给他母亲寄钱后，克里斯蒂安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核实，才得知根本没有任何账户。这笔钱从未用于投资，他的母亲因此倾家荡产。他认定，一个连自己家人都能背叛的人，也能毫无愧疚地背叛祖国；他并表示，自己来找乔治·皮卡尔和遭枪击后仍返回法庭的费尔南·拉博里，就是为了阻止堂亲。私人损失直接促使他介入，而他此前对少校的信任，则解释了他为何得以获知那些会面和消息。
乔治·皮卡尔和遭枪击后仍返回法庭的费尔南·拉博里同意，应该核实这些信息，并转交保罗·贝尔蒂吕；后者对伪造电报的调查仍在进行。由于最初提出控告的是乔治·皮卡尔，因此由他写信给保罗·贝尔蒂吕，提醒对方出现了新证人。克里斯蒂安起初同意作证，后来在堂亲得知他去过遭枪击后仍返回法庭的费尔南·拉博里那里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得知即使如此仍可传唤他后，他再次改变主意。这番犹豫记录了指证亲属所承受的压力，但并未削弱他最终愿意作证的重要性。
克里斯蒂安的陈述也反过来揭穿了少校试图为针对自己的指控开脱的说法。埃斯特哈齐少校曾声称这是犹太人的阴谋，并说法国战争部的军官正在帮他；而克里斯蒂安的证词描述的却是财务欺诈，并指出杜帕蒂是他的联络人。得知克里斯蒂安见过遭枪击后仍返回法庭的费尔南·拉博里之后，少校再次要求与乔治·皮卡尔决斗，并让人通过媒体散布威胁。根据这份陈述，克里斯蒂安并非那些威胁的目标，但他的揭露使乔治·皮卡尔所面临的危险更加清晰。他在叙事中的角色，是一名内部知情者——家人的破产摧毁了那份曾使他对少校有用的信任，并将这份信任转化为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