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委员会
杜鲁门临时委员会是一个秘密的文职咨询机构，成立目的是审议原子弹项目并向哈里·S·杜鲁门提出行动建议。它的重要性既在于其认可的选择——直接用于军事行动，而非进行技术演示——也在于它无法逾越的权限界限——委员会可以提供建议，但亨利·L·史汀生仍须负责向总统提出建议。本文将其工作描述为一项在紧迫的军事忧虑、有争议的科学判断以及对武器后果的严重不确定性中作出的决定。
成立与成员
委员会脱胎于秘密的S-1项目。该项目规模之大，甚至连负责调查国防开支的参议院资深成员也不知情。1943年6月，哈里·S·杜鲁门向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询问该项目时，史汀生只透露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秘密研发。杜鲁门接受了这一说法，没有进一步追问。到了7月，他已了解足够信息，能够明白项目的基本性质；但其全部影响直到他成为总统后才变得迫切。
新成立的S-1临时委员会完全由文职人员组成，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亨利·L·史汀生担任主席。成员汇集了科学、军事行政、外交和金融领域的经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康南特；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T·康普顿；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海军副部长拉尔夫·A·巴德；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L·克莱顿；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总裁、同时担任史汀生特别助理的乔治·L·哈里森；以及被任命为总统私人代表的詹姆斯·F·伯恩斯。委员会的组成使其能够兼顾技术专长与高层政策判断，而保密安排则使其审议与公众辩论隔绝开来。
审议与咨询职责
第一次会议于1945年5月9日在五角大楼的史汀生办公室举行。史汀生开场时强调，委员会的建议可能影响文明的进程。委员会于5月14日和18日再次开会；5月31日，委员会开始举行一场至关重要、为期两天的会议，四位参与原子弹研发的物理学家也加入其中——恩里科·费米、阿瑟·H·康普顿、欧内斯特·O·劳伦斯和J·罗伯特·奥本海默。他们的到场使武器带来的技术与伦理问题，与政府的战略考量进入同一场审议。
委员会讨论了是否可以先以技术演示的方式使用原子弹，而非将其用于一座城市。科学小组也曾考察过这一替代方案。乔治·C·马歇尔此前考虑过先打击一个军事目标；如果有必要，在向平民发出警告后，再攻击制造业中心。但科学家们找不到一种他们认为有望产生压倒性震撼、从而结束战争的演示方式。演示也有失败的风险——最初可能只有一枚原子弹准备就绪；如果提前宣布后试验失败，反而可能坚定日本继续抵抗的决心，而非迫使其投降。小组成员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奥本海默的报告倾向于立即用于军事行动，并认为没有可接受的替代方案。
委员会的咨询性质十分明确。它没有取代史汀生作出最终建议；史汀生后来强调，最终责任在他。他说，委员会的结论与自己的看法相似，但他的判断是独立作出的。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委员会影响了总统能够获得的建议，却不能免除其主席——或哈里·S·杜鲁门——对后续事态的责任。
直接使用的理由
向哈里·S·杜鲁门陈述的理由，核心是强烈震撼或许能迫使日本领导人投降，从而避免更多人丧生。史汀生和高级军事顾问认为，原子弹足以展示美国的力量，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委员会否决技术演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这种做法被认为不足以令人信服地结束战争，而公开演示失败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太平洋战争仍在进行，凸显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冲绳战役中，日本自杀式飞机发动了毁灭性攻击；美军登陆后又遭遇激烈抵抗。超过1.2万名美国人阵亡，3.6万人受伤；日本军方伤亡远高于此，平民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5万。常规轰炸也已重创日本城市。1945年3月9日至10日夜间的一次东京燃烧弹空袭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但据美国领导人所知，这些攻击仍未摧毁日本的士气。这些经历支撑了军事方面的论点——只有非同寻常的震撼，才可能迅速结束冲突，并使后续战役中的人员伤亡得以避免。
史汀生本人将拟议中的原子弹使用与预期的入侵代价联系起来——他认为，有力展示摧毁日本帝国的能力，可以促成投降，拯救的生命将远多于因此牺牲的生命。因此，委员会的建议建立在对预期后果的权衡之上，而非对武器效应或日本反应的确定判断。在本文的叙述中，这种权衡也承载着尚未解决的伦理张力——一方面力求迅速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却会给平民造成灾难性伤害。
局限与意义
委员会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有关日本战略的所有决定都已在其会议上作出。6月18日，哈里·S·杜鲁门考虑入侵日本的计划时，并未提及S-1；他的日记记载，他面对的选择是入侵，或轰炸并封锁。这种区分凸显了委员会在更广泛政策进程中的职责局限——它的工作涉及秘密武器及其可能用途，而入侵计划则作为一个独立问题继续推进。
委员会的建议也没有消除其成员以外的分歧。一些与该项目有关、但未参与委员会讨论的科学家反对将原子弹用于日本，认为这可能开启与苏联的原子军备竞赛。利奥·西拉德曾主张，阻止这场竞赛的重要性可能超过迫使日本退出战争这一眼前的军事目标。因此，委员会的判断代表了广泛争论中的一条重要路径，而非所有与该项目有关人士的共识。
临时委员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其组织形式与结论的交汇——一个秘密的文职机构汇集专家意见，否决了其认为不足以奏效的演示方案，并帮助确立了直接使用原子弹的理由。然而，其成员的权力仅限于提供建议，最终的决定重担仍由个人和总统承担。委员会可以整理证据并建议行动方向，却无法消除后果的不确定性，也无法转移作出选择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