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杜鲁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是协调国家安全议事的核心论坛。在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内，委员会召集总统与高级官员，共同评估国际危机、军事承诺和新兴武器。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讨论了哪些政策，也在于会议揭示了分歧、检验了假设，并将影响深远的抉择提交总统。
创立与制度目的
1947年7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杜鲁门推动的《国家安全法》。这项立法重组了华盛顿的权力结构——将武装部队统一归于国防部和国防部长管辖，另设空军这一独立军种，成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正式授权设立中央情报局。因此，委员会是战后广泛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旨在将国家安全职责纳入一个更加统一的框架。
材料主要将委员会描述为总统的议事论坛和咨询机构，而非独立决策者。委员会会议汇集了职责和立场各异的官员；总统仍负责在他们提出的建议中作出选择。在有关核武器和朝鲜的辩论中，这一区别尤为明显——即便建议之间存在尖锐分歧，最终决定仍由杜鲁门作出。
外交政策危机中的审议
委员会的工作既涉及眼前的紧急事态，也包括长远评估。1948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乔治·C·马歇尔警告说，美国在缺乏应对后果的手段时，正冒着严重风险。他的担忧反映了他对苏联实力的评估，以及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中东石油所具有的战略重要性。这场讨论表明，国家建国与分治问题可以同军事和地缘政治风险一并考量。
当年夏天柏林危机期间，委员会听取了卢修斯·D·克莱将军对柏林处境的评估。克莱认为柏林居民还将承受更多困苦，但警告说，武装车队可能招致苏联干涉。杜鲁门否决了车队方案。在随后讨论扩大空运行动时，军事顾问指出，向柏林增派飞机可能削弱美国在其他地区的空中力量。杜鲁门接受了这一风险，决定扩大行动、增派C-54运输机，并在柏林另建一座机场。委员会的审议由此将一场局部供应危机同与苏联对抗的更广泛危险联系起来。
这些讨论发生在竞选活动期间，但相关记述强调的是杜鲁门所承担责任的重大，而非他借危机谋取政治利益。他与温斯顿·丘吉尔的通信谈及当时的政治压力，并表达了希望在不重蹈以往战争灾难的情况下解决共产主义冲突的愿望。委员会的作用在于直面危险和现有选择，并不能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
核政策与战略评估
委员会还为是否研制氢弹的政策建议提供了制度平台。1949年11月10日，杜鲁门任命迪安·艾奇逊、路易斯·A·约翰逊和戴维·利连索尔，组成委员会特别小组，即氢弹特别委员会。该小组负责就是否继续研制这种武器，以及是否公开此事向杜鲁门提供建议。小组的审议将外交、军事、科学和政治方面的考量纳入一项聚焦的咨询程序。
1950年1月31日，氢弹特别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艾奇逊主张继续研制。利连索尔反对在紧迫气氛中作决定，并警告说，继续研制可能使人们更难找到应对核军备竞赛的新途径，还可能造成误导性的安全感。艾奇逊则反驳说，推迟美国的研制工作并不会让苏联也推迟，而且公众不会接受等待的政策。这一分歧体现了委员会的咨询职能——它集中呈现相互竞争的论点，却无法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异。
1950年春，一份范围更广的独立战略评估也提交给杜鲁门。这份报告名为NSC-68，主要由保罗·尼采在艾奇逊指导下撰写，并有国防部参与。报告于4月7日送交杜鲁门，4月25日首次在白宫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报告认为，遏制政策需要更强大的常规军力，并警告苏联可能在1954年前取得核均势。拟议中的军事扩充将带来巨额财政负担；与杜鲁门讨论的年度支出估算从40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不等。报告将美国备战的规模和成本摆到了总统面前；现有材料能够证明的是报告曾提交并提出了这些论点，并不能证明委员会投票采纳了其中的每一项建议。
朝鲜——压力下的抉择
朝鲜人民军入侵韩国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7月6日召开会议。当时，美军和韩军在兵力与装备方面都处于严重劣势。副总统阿尔本·W·巴克利询问朝鲜人民军行动的规模，乔治·C·马歇尔·布拉德利将军估计其兵力为9万人；相比之下，美军约有1万人，韩军约有2.5万人。这些数字清楚呈现了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力量悬殊。
委员会还讨论了美国承诺的限度。军事领导人担心朝鲜局势可能是苏联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军兵力有限，而欧洲仍暴露在规模大得多的苏联军队威胁之下。杜鲁门表示，只有在别处出现军事紧急情况时，美国才会撤出朝鲜。当阿弗雷尔·哈里曼敦促他寻求国会批准这次干预时，杜鲁门支持迪安·艾奇逊的看法，认为此时提出请求可能损害未来总统应对紧急事态的能力。由此，总统权力本身也成为危机讨论的一部分。
8月10日，在密集磋商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委员会原则上批准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仁川作战方案，尽管高级军事顾问中有人对此深感疑虑。这一事件表明，批准并不意味着意见一致，也不代表不存在风险——方案在疑虑尚存时仍获推进，其实施过程也继续受到审视。
限制局势升级
1950年11月28日，中国军队参战后，麦克阿瑟提出将扩大冲突的措施。当天对朝鲜战争的审议，是委员会最具重大影响的一次。下午三时，高级官员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由杜鲁门主持。乔治·C·马歇尔认为，美国应作为联合国行动的一部分继续履行承诺，但必须避免被困在朝鲜，也绝不能与中国开战。他敦促采取政治、经济和心理层面的措施来限制冲突。
这次会议实际上确定了政府当下的方针——无论战场危机多么严重，都不允许其扩大为世界大战。因此，委员会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消除了危险或轻而易举地达成一致，而在于它为总统及其顾问提供了一个权衡军事要求与更广泛战略后果的场所。在整个审议过程中，同一种制度张力反复出现——军事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政策及其最终选择责任仍属于文职政府和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