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斯邮报

《圣路易斯邮报》被呈现为密苏里州政治史上一家影响重大的报纸，而不仅仅是竞选结果的消息来源。该报的记者帮助揭露了一起重大保险贿赂丑闻，其社论则赋予哈里·S·杜鲁门和州长劳埃德·斯塔克各自的主张以公共意义。在书中叙述的这些事件里，该报的评价从轻描淡写杜鲁门赢得联邦参议院选举一事，转为认为他连任的机会微乎其微，同时将斯塔克塑造成政治独立的典范。

关于丑闻的报道

该报在保险争议中的角色，始于记者马奎斯·柴尔兹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对汤姆·彭德加斯特的采访。柴尔兹问及涉及密苏里州保险总监R·埃米特·奥马利的保险交易时，彭德加斯特承认自己曾告诉奥马利批准这笔交易，随后反问柴尔兹打算如何处理此事。这番交锋使一项在政治上极具爆炸性的承认见诸报道，不过书中也提到，后来柴尔兹在彭德加斯特启程前往法国、于诺曼底号客轮上拜访他时，彭德加斯特看起来心情平静得多。

1935年，联邦调查人员追查柴尔兹报道的事件，该报的报道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调查查明，一家保险公司的代表曾向彭德加斯特提供款项，以换取解决一桩关于火灾保险费率的旧纠纷。金额从最初提出的20万美元增至双方同意的50万美元，之后又提高到75万美元；调查人员追查了现金交付，包括在彭德加斯特办公室交付的5万美元，以及装在格拉德斯通手提包里送到他家中的33万美元。该报并未亲自开展后来由联邦方面进行的调查，但书中明确将这项调查与柴尔兹最先报道的保险贿赂案联系起来。

对杜鲁门政治地位的评判

1934年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结束、杜鲁门获胜后，该报对他的评价持怀疑态度。尽管他以相当大的优势击败对手，《圣路易斯邮报》仍称他的提名没有意义。与此同时，该报更广泛地将选举结果解读为彭德加斯特组织的胜利，而非杜鲁门个人的成就。这一区分至关重要——该报将他的成功置于地方政治机器的权势之下，因而质疑他是否拥有独立的政治地位。

1940年竞选临近时，该报的判断更加断然。彭德加斯特入狱、其组织势力削弱，而斯塔克获得有利宣传，杜鲁门则面临新闻界的普遍反对。《圣路易斯邮报》将他的胜算概括为微乎其微。它是反对杜鲁门的几家密苏里州主要报纸之一；《堪萨斯城日报邮报》则被指出是例外。这一预测将竞选描绘成杜鲁门几乎毫无胜算的局面；他也缺乏斯塔克拥有的资金和显而易见的政治支持。

将斯塔克塑造成改革者与竞争对手

斯塔克转而反对曾支持他崛起的组织后，该报为他描绘了截然不同的形象。在一篇由斯塔克剪下并寄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社论中，《圣路易斯邮报》称赞他选择履行公职责任，而不是迁就彭德加斯特。社论描述了他本可以采取的较轻松做法——例行顺从、取得政治机器的认可，并听从老板的要求——同时强调斯塔克上任时仍笼罩在堪萨斯城政治组织的阴影之下。社论指出，与政治恩主决裂，是检验他州长任期的关键。

这种赞扬也使该报对杜鲁门的隐含比较更加鲜明。书中指出，斯塔克所选择的道路与杜鲁门所走的道路形成了不言自明的对照。因此，该报的社论不仅赞扬了斯塔克，也提供了一种道德框架——脱离政治机器意味着选择正确道路，而杜鲁门仍受与该组织有关联的负担所累。后来，《圣路易斯邮报》称杜鲁门在1940年的胜算微乎其微，这一预测也处于更广泛的对照之中——州长被塑造成改革者，联邦参议员则仍被视为与政治组织有所牵连。

竞选评论

在1940年竞选期间，《圣路易斯邮报》还刊载了贝内特·克拉克对斯塔克政治野心的讽刺性攻击。克拉克对该报记者说，斯塔克似乎想同时谋求一连串不同寻常的职位，从副总统和联邦参议员到外交及军事职位，不一而足。这番笑谈将斯塔克的野心变成公众谈资，以政治野心过度的指控削弱了他端庄改革者的形象。在这件事上，该报是竞争对手的嘲讽传达给读者的渠道，而非攻击的发起者。

综合来看，该报的这些表现体现了几种不同的影响力——先于联邦行动的调查报道、将斯塔克的独立立场界定为道德选择的社论赞扬，以及传播对两位候选人的尖锐评判的竞选报道。该报对杜鲁门的态度并非始终乐观，也不是持续支持；它先是贬低他1934年的提名，之后又在1940年预测他会落败，尽管杜鲁门最终赢得了那场势均力敌的竞选。因此，这些事件展现了《圣路易斯邮报》积极诠释密苏里州政治的角色，并帮助塑造人们理解丑闻、对政治机器的依附以及政治公信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