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
杜鲁门文中，美国海军既是实力雄厚的战时客户，也是其决策和采购做法受到文职调查的机构。该军种的需求影响了飞机和舰船的生产，但规格不明确、监督薄弱，可能妨碍生产，或使严重问题未能及时发现。通过杜鲁门主持的参议院国防计划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哈里·S·杜鲁门要求查明军事采购的实际情况，并主张战争的进行必须置于文职权力之下。1950年，海军部队再次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次，它们参与了美国应对朝鲜入侵韩国、努力防卫台湾海峡的行动。
战时生产与协调
1941年，杜鲁门在一次行程中访问圣迭戈，参观了一座新建的海军陆战队基地营地，并巡视了康索利德飞机厂；据介绍，那是同类工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他交谈的经理们对情况说法不一——每个人都称自己的部门运作良好，同时说另一个部门陷入困境。杜鲁门分别询问了五六位经理，逐渐拼凑出一幅不那么令人安心的图景。他发现，飞机产量相当可观，但如果美国海军和美国陆军能就所需机型达成一致，产量原本还可以更高。
这一观察后来成为人们对计划支离破碎的更广泛担忧的一部分。杜鲁门主持的参议院国防计划调查委员会后来报告称，飞机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交由制造商自行决定，并得出结论：“飞机生产没有经过规划或协调。”问题不仅在于工厂是否有能力制造飞机，也在于政府机构和军种能否明确提出需求，并据此组织生产。因此，海军的需求不只关系到自身订单——如果缺少明确且协调一致的决策，工业产能就无法像原本可能做到的那样有效调配。
调查还将军事需求与稀缺材料的其他用途进行了比较。1941年前八个月，汽车制造商仍在继续生产汽车，消耗了约18%的可用钢材和80%的可用橡胶，而飞机生产计划却进展缓慢。委员会还批评生产管理办公室未能认识到铜、铅和锌供应量亟须大幅增加。杜鲁门认为钢材短缺尤其严重。在这幅图景中，海军是需求必须与制造能力以及国家对战略资源的分配相协调的军种之一。
造船、钢材与采购监督
委员会的审查从生产规划延伸到造船所用材料的质量。在一次听证会上，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宣读了一份舰船局针对SS Schenectady号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舰船失事最直接的原因是钢材质量极差，并称钢板低劣且易碎。布鲁斯特质问佩里是否读过报告，并促请他考虑这对前往海外服役人员的影响。佩里答称，他不赞成在舰船或战争行动的其他方面使用有缺陷的钢材。这番交锋使采购质量成为一项需要公开问责的问题，而不再只是局限于船厂和海军办公室的技术细节。
委员会还审查了海军与私营造船商之间的关系。它认定海军对私营船厂“极其宽厚”。托德船厂公司的一名代表在谈到一份海军合同时说，如果没有税款，公司赚到的利润多得连蒸汽铲都装不下。委员会关注的不只是舰船是否正在建造，也包括公共合同的授予条件，以及政府是否有充分依据评判履约情况和成本。
委员会调查一项名为Canol输油管道的计划时，也发现了相关问题。这是一项拟建工程，计划铺设一条长1,200英里、直径四英寸的输油管道，从加拿大通往阿拉斯加。布里昂·B·萨默维尔将军在没有征求海军意见或邀请海军参与的情况下推动了该项目。在一次听证会上，杜鲁门宣读了一封信，确认经查阅海军档案，并未发现该军种曾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接受过咨询的记录。萨默维尔坚持认为，Canol并非海军事务。杜鲁门反驳说，舰船消耗大量石油，因此海军对一项旨在供应石油的工程有切身相关意见。这场交锋揭示，一项军事工程可能在未经相关军种咨询的情况下推进，即使该军种可能对工程产出具有实际作战利益。
文职监督与军事权力
杜鲁门的调查反映出他对军事影响力日益扩展至经济领域的更广泛担忧。即使在与唐纳德·M·尼尔森意见不一时，他仍支持由尼尔森担任采购事务的单一文职主管，因为他认为战争需要统一管理，并需要一位对整体结果负责的领导人。他还担心将军和海军上将正日益影响工业和农业。1942年一次广播讲话中，他称文职控制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并警告说，这一问题可能影响战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他的表述区分了军事专业知识与最终政治权力：“将军和海军上将的职责是打仗，”他说，“并告诉我们打仗需要什么。”这一界定并非否定军事需求，而是强调，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应由文职体制负责决定。Canol听证会展示了这一原则的实际价值。委员会能够质询一位将军，将他的说法与海军档案进行比较，并核查项目规划是否经过适当协商。在本文所述的情形中，对海军及其他军事机构的审查，既是采购监督，也是对公共资源应由文职部门负责这一原则的维护。
朝鲜危机中的海军力量
1950年6月，朝鲜入侵韩国后，美国海军成为美国迅速扩大的应对行动的一部分。在一次紧急会议上，杜鲁门作出的决定包括派遣第七舰队防卫台湾海峡；公开说明的目标是防止共产党中国进攻台湾，或防止从另一方向发动攻击。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杜鲁门决定向韩国部队提供美国空军和海军支援，并寻求联合国立即支持。随着局势恶化，他下令美国空军和海军支援韩国，同时暂不考虑在朝鲜停战安排所依的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
这些决定将海军力量置于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框架之中。杜鲁门希望联合国回应武装侵略，并将这场危机视为对该组织能否有效行动的一次考验。他还抵制立即请求国会通过战争决议的做法，并赞同迪安·艾奇逊的意见，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援引总统权力更为可取，也可能为未来总统保留选择空间。这里的材料记载了有关海军支援和舰队部署的决策，而不是对海军行动的单独叙述。尽管如此，它仍展现了美国海军在政府应对行动中的地位——海军部队是支援韩国、保护台湾海峡，并推行以集体安全和总统责任为基础的政策所动用的力量之一。
